海上学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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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2）
1956年，厚英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她经历了阶级斗争风雨的试炼。 厚英是做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的。她入学的那一年，正是建国后文化界学术空气最祥和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知识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卸下了思想改造运动以来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厚英觉得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认真地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向科学进军。听课之余，她天天到图书馆抢位置，面对着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古今中外书籍，更加感到知识的饥渴。她狼吞虎咽地阅读，那一年的确读了不少书。而且阅读兴趣也转变了。从建国初期的爱读解放区作品和苏联文艺，变为沉迷在18—19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的艺术世界中。在这里，她不但领略了欧洲风情，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与她原有的倔强性格相结合，就加强了她的自我主体意识。 然而，好景不常，风云多变。鸣放不久，事情就起了变化，“反右”斗争开始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界人士，经过多次动员才下定决心参加鸣放，因为他们被号召要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却不料这是一个“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转瞬之间，他们的鸣放就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大块文章来进行揭露、批判，学校、机关则不断地召开辩论会、批判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对于报纸上揭露的那些全国性大右派，厚英不甚了解，当然是相信报上所说的。但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她却产生了疑惑。许杰是她们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进步作家，当时还担任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发苍苍，老成持重，平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现在却被指责为编造谎言攻击校党委。开始还有为他辩护的大字报，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是事实，而党委在公布他的发言时，歪曲了原意；但党委书记却站出来说，他以党性担保，党委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温了。一边是系主任，一边是党委书记，一边以人格担保，一边以党性担保，两者之间，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厚英困惑了，许多同学都困惑了。她和两位同学一起写出大字报，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教授在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以明是非。这种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阅读欧洲文艺作品所受的影响，真可谓“中毒”不浅也，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的东方国情。我们所奉行的，是《红楼梦》中的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辩论云云，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发言的权利，因为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要达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许对手有摆出事实进行申辩的余地。既然党委书记出来说话了，许杰的“右派”命运也就无可逃遁。于是戴厚英这张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面对面辩论的大字报，就把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好在她们的领导没有将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这叫做“争取中间派”吧。被争取的戴厚英，赶快向“左”转，积极投入斗争。以她言词的锋利，批判起“右派言论”来，当然就显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钢炮”的称号。这一方面是为了“将功补过”，所以要表现得格外积极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欢出人头地的性格使然。 但正当她在学校里端正立场，积极地投入“反右斗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她的后院却出了问题。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动员参加鸣放了，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则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窃，被诬为“监守自盗”，申辩不清，被迫自杀了，——后来虽然抓住了盗贼，但人死不能复生，给家属留下了无可摆脱的悲哀。这两件事，对厚英的打击当然很大。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从此消沉，要么以更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消沉不适合戴厚英的性格，而且当时愈来愈“左”的形势也不允许她消沉，因为一消沉就会沉入深渊。形势逼得她只有向“左”，紧跟。何况，在当时不断地反右派、反右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下，青年们都以为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 就在这样不停顿地向“左”转的形势下，厚英度过了她的大学生活。
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3）
然而，就在厚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她此后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主题的会员大会。这个会，开了很长时间，到4月13日才宣布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 据当时的传媒报道说，这个会议是为“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次49天会议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继续。 如果说，那时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看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么，1960年的批判运动，就是有意把这场斗争引向学术文艺思想领域。会议初期，也是以讨论的方法来“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时候，就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大概是因为有了1957年的经验教训之故，从一开始，作家们的发言就很谨慎，但还是确定了批判的重点对象，所根据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发言，而是他们原有的论著。而且，批判对象的选择，也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大——钱谷融，上海师院——任钧。为了壮大声势，市委宣传部又从三所高校调了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参加会议，这大概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使用的以“小将”来冲击“老将”的办法。戴厚英就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而且因为她能言善辩，还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观点，——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期间，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 厚英的发言很受领导的赏识，她被作为三名“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之一，写入大会纪要，登载在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上，立即名扬全国文艺界，她的“小钢炮”的名声也更响了，而且在毕业之前几个月，就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工作。当时从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各借调两名毕业班学生到作协，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个人是非党员。她们毕业之后，当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边工作了。这个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两位副所长叶以群和孙罗荪领导工作。这个研究所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做文艺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阅读当前的文艺书刊，编写文艺动态，在此基础上再写一点文艺评论。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这里是培养战士的，而不是培养院士的。但刚从高校出来的青年与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她们有较多的独立意识，而缺乏唯命是从的观念；她们始终眷念着学术性强的研究论著，而相对地轻视时效性强的评论文章。她们还为此而受到批评。 五 这时，由于持续跃进的结果，我国的社会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公开的说法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尽管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但领导上做起报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人们耳闻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说，因为一说出实情，便是反对“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厚英从安徽探亲回来，却熬不住把那边虚报产量饿死人的事讲了出来。这当然要受到批评。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讲。她回到宿舍却捂着被子大哭，说：“这是真的啊！”她实在弄不清真实情况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好在，在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微松了一松。所以厚英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艺批判的同时放松，这些文艺哨兵们也有机会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了。厚英原来分工阅读戏剧电影方面的报刊，现在她就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且做了许多笔记。 但是，经济形势一有好转，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开路。这回是先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目的是把阶级斗争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艺界当然又是首当其冲。先是批判两部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接着批判“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形象思维论”等，一路批判下来，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进行文艺批判，当然需要打手。于是这批文艺哨兵又被驱上了战场。开始是将写作任务布置到研究所，后来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