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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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帽，连面孔都遮起来，瞪着眼睛，盯着每个进出的旅客。
由哈尔滨经大连，赵新民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船开后，一个日本侦探找上了他。这名日本侦探似乎知道不少赵新民旅行的经过，他拿着赵新民的护照，详细翻看，似乎对护照的真实性起了怀疑。最后，他微笑着说：“赵先生，在日本国的船上，你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在上海上岸时，你得特别小心。”
这名日本侦探显然看出了赵新民的身份，但还提醒他到上海时多加小心。赵新民想起，在莫斯科时就听说过，以往瞿秋白、周恩来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名实姓，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看来日本人觉得让共产党和蒋介石厮杀得热闹些才好，日本对中国的兴趣绝不仅仅限于东北和满洲。
还好，到了上海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赵新民看到八年前与他的哥哥赵天宝挥手告别的那个上海滩，仿佛一切都还依旧。
赵新民在东方旅馆要了个房间，然后按照事先的安排，到北四川路的一家理发馆理发。他用报纸包着件待洗的衬衫，理完发后，故意将这包东西留在理发店里。衬衫的口袋内放有一张名片，名片上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是联络的暗号。赵新民在街上逛了一圈，再回到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老板立即引他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将衬衫还他，却将名片取走了。理发店老板问清了他的住址和房间号，告诉他晚上八点以后在旅馆等候。
“笃－笃－笃笃”理发店老板示范了一个两长两短的敲门声，“记住，这是接头的暗号。”
当晚近九点，门外响起了约定的敲门声。赵新民打开门，他和门外的人都大大吃了一惊。
来人是赵新民在北京“读书会”时最要好的“会友”丁久，整整有八年未见了。丁久加入读书会前，已在一家银行里升至了主任的位置，但每天被算盘、银元、钞票包围的生活，使他感到由衷的厌恶，诗歌和文学才是他精神的寄托。在读书会里，丁久自始至终捐书捐物最为卖力，与志趣相投的赵银宝自然也最为要好。那时，人们常看到丁久的账本里常夹着一两本浪漫主义的诗集。
“此地不宜久留，你快收拾一下，我领你去另一个地方。我现在公开的名字叫应东平，你记得也叫我这个名字。”
出了东方旅馆，两人装作互不相识，相隔几十米，赵新民远远跟在丁久的身后，来到隐藏在一个旧式弄堂里的丁久的住所。
“好了，你就先在我这住下吧，虽然挤了点，但很安全，房东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住楼下，她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你等会，我下楼给你弄点吃的去。”
夜深人静油灯如豆，阔别八年的两个故友剪烛话旧促膝长谈，直至天边晨光绽露。在丁久滔滔不绝时而兴奋时而悲痛的叙述中，赵新民初次了解到了国内同志们的奋斗经过。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等。在当时的中国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辱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当时的大江南北，众多的青年学生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从一种理想化的激进学说，一举而成为可付诸实践的行动纲领。一九二一年，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草创之初，丁久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依照俄国革命的药方，中共一开始也首先是到工人中开展最初的政治活动。共产党员所到之处，矿山、铁路的工人很快得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游行、罢工一呼百应，阶级斗争的真理初见成效，但是，稚嫩的中共对于随之而来的军队、警察的弹压，却没有充足的准备，其中以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尤为惨重。
一九二四年二月，京汉铁路全线同时罢工，七日傍晚，军队突然包围了总工会所在的村庄。三十七名抵抗的工人被打死，四名工会负责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颅被挂在了汉口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其他各地的工会也同时遭到军队的查抄，骨干被捕杀，刊物被查禁。遭此全面打击，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力量损失殆尽，北京城内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本来因受制于上海租借当局的搜捕难于开展工作，而刚迁至北京的中共中央机构，又被迫迁回了上海，更加隐秘的蛰伏于上海的地下。
丁久没有直接参与最初的这些工人运动，身份没有暴露，依旧潜伏在北京，继续做着他在银行里的差事，因为这家银行与中共有着密切的资金来往。直到第二年，共产国际决定让中共党员全部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丁久这才辗转到广州，进了黄埔军校，成为一名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中尉会计员。
“在黄埔你猜我遇到了谁？”丁久对赵新民说。
“谁？”
“你的哥哥赵天宝，他问了我许多北京和你的情况，说有好几年没有你的音信了。”
“是啊，留学那几年我居无定所，和家里的联系时断时续，后来又去了莫斯科，音信就彻底断了。”赵新民缓缓的说。在那一刻，他的脑海一时闪过赵家大院和杨子玲的身影，他很想问一下丁久知不知道她的一点近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拔北伐，丁久编入了中共基础最好的张发奎的第四军，赵天宝则编入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亲率的第一军。
当时中国的国力孱弱到了极点，列强对任何一方稍加支持，都会马上打破军阀间脆弱的势力平衡。北伐军得着了苏俄和共产党的支持节节胜利，中共紧随其后，在攻占下来的地区大力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但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却失去了控制。
其中，中共当时主要领导之一的李立三的父亲，就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之前这位老人曾到武汉避难，表示愿意跟随儿子的主张，不反对农民协会的一切。不久，这个老人拿着儿子给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不会有任何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不料后来传来消息，李立三的保证毫无效力，这位老人仍被本乡的农协处决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尚且如此，其他乡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北伐军中许多军官来自地主或者士绅家庭，他们在乡间的亲属遭到农协残酷的打击，最终使他们倒向了反共的阵营。
北伐军攻占下武汉、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后，过激的反帝宣传，又使得外国租界和外国人遭到了群众、军队的冲击。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城里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遭到军人的武装袭击，打死六名外国人，数十人被打伤。其中，英国领事身负重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约翰•；威廉斯）被打死。英美在长江上的军舰向南京城炮击报复，死伤市民愈千。虽然事后北伐军声明袭击外侨的是溃败的敌军所为，并护送外侨上了军舰，但一系列的激变，最终导致一九二七年四月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反共高潮。
最先在四月六日，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张作霖的军警在东交民巷外国驻军的默许下，突然袭击俄国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处，抓捕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并于四月二十八日，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处死了被捕的二十人，李大钊被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延长处决的痛苦，绞杀整整持续了四十分钟。
四月十一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向武汉和南京两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民党政府，同时发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的侨民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在通牒的第二天，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事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从上海到广州，蒋介石的军队执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恐怖“清共”政策，用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头颅换取了列强和上海、江浙财团的信任与支持。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武汉政府也紧随其后，实行“和平分共”，俄国顾问被礼送出境。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此就在分裂和反共的喧嚣中退潮了。
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逐步实现国民党的“革命化”，拥戴最具实力的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军队领袖，通过武装和训练国民党的军队，消灭盘踞北方的各系军阀，从而快速实现“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但斯大林未曾想到，被寄予厚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后倒戈一击，国共合作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而告终。
为了反击蒋介石的镇压，八月一日，中共集结在北伐军中尚存的力量，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南昌城内朱德的一个教导团，发动“八一”南昌起义。丁久此时恰好就在叶挺的部队里，随军参加了整个起义过程。
起义后敌军从四面围拢过来，南昌无险可守，起义部队决定向广东汕头进发，希望到那里建立一个潮汕根据地。八月五日部队开拔，沿途遭到层层阻击，尤其是在会昌城下的肉搏战，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相识，而且许多还是儿时的伙伴。他们在黄埔时，或是同队同班，在军队里或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疯狂的砍杀，一面又忍不住暗掉眼泪。
起义军毕竟势单力薄，十月初，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起义军仰攻伤亡巨大。经汤坑最后一役，起义军主力部队终于解体，所有人员分散成三、五人的小股分头疏散。丁久也随着几名军官，乔装打扮，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辗转来到上海，才得以化名潜伏了下来。
赵新民在丁久处住了两天，就接到了任务，党组织分派他协助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训练中央特科的特别行动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红队”。中央特科的任务是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成立以来一直由顾顺章所主持。
顾顺章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运动时成为工人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国共还未反目时，为配合蒋介石攻打上海，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暴动，他任工人稽查队总队长，周恩来一度任他的副队长。凭着他的精明强干，顾顺章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捕房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手段，往往在行动前半小时或一小时，提前得到消息。上海租界和国民党特务人员，多将抓捕中共党员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都认为，如果真卖力，将共产党员一古脑抓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中共的中央机关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在上海租界里生存了下来。
赵新民搬到了红队的一处秘密据点，和丁久有时偶然在街上遇到，但彼此只是轻轻一笑，连招呼都不能打，默默的继续着各自的奔走。丁久还是在管钱，走在路上，还是穿着长衫马褂，一双圆头布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