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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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帝对儒臣向来持一种仁和宽容的态度，这样，儒臣对皇帝就真正地心悦诚服。康熙帝对以仁义、恕道为标志的孔孟之道是完全服膺的，他为政宽仁之处在优容词臣这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书房词臣高士奇、陈廷敬、王鸿绪等人身兼要职，高、王为姻亲，结成朋党，广收贿赂。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号“昆山三徐”，东南文学之士想猎取功名者，莫不依倚三人以为奧援，趋之如水之赴壑。徐乾学任左都御史时，力倡风闻言事（即可以根据道听途说弹劾官吏）。三徐在朝招权纳贿，其亲属门客，在乡倚势横行，欺压百姓。他们多次受到御史弹劾，康熙帝也不深究，只是让他们回籍休致了事。以后又召进京修书，或官复原职，大多得以善终。
对于官僚的腐败，康熙帝深有了解，但是面对制度性腐败，康熙帝也无可奈何，不过他没有如乾隆帝纵容和茄萑莨剂拧Ｃ髦橛惺队胁牛墙岬秤剑霸吲ǎ墙澹３Ｔ獾娇滴醯鄣呐馈：罄疵髦槭艿接返溃滴醯劢龈锍笱恐跋危挥枭罹浚允谀诖蟪贾啊？滴醯哿酱吻渍髯几炼髦榇诱饔泄Γ罄从只指丛埃钪盏靡陨浦铡�
康熙帝曾告诫漕运总督徐旭龄说： “为官须廉洁，不可纵吏扰民。然而待属员不可过苛，下吏各有艰难之处，惟心平气和，则皆悦服矣。”持平则不偏，不偏即是执中。康熙帝自己对待大臣一向是较为宽严适中的。他说： “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做官之人有几个不贪的？若不过分贪婪，他一般都不纠，稍贪而又能办事，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康熙朝晚期，吏治非常松懈，国库也空虚了。这是康熙帝过于宽仁的后果，迫使雍正帝不得不一登基就力纠腐败。
康熙帝不断把汉族地主阶级中的才智之士，充实到中央行政机构中，委以要职，询以治国之道。他通过学习汉书，谙熟了儒家学问，带动满洲贵族子弟讲明礼仪，习于学问，讲求尊君亲上之道，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清朝政权中的地位，也缓和了满汉的民族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
一些讲究气节的明代遗臣，对清政府仍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绝不出仕，但对其后代，却不再限制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有了科名，当然也就开始参与国事，亡国之仇也就淡化了。事实上，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和安定，以及平定吴三桂之乱、统一台湾，这些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康熙帝重用了汉官、汉将和汉儒，吸收了汉族文化，康熙帝和明珠的最大功绩是使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务都走上了正轨。所谓“正轨”就是国家化，而不是民族化，剃头束发当然是一个例外。
儒臣士子空谈性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朝亡国的原因，而满洲重武轻文又不能治国，二者折衷，取长补短，符合中庸之道。康熙帝倡导的理学，偏重于实践。他说： “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从而造就了清朝前期的盛世。
李光地盛赞康熙帝说： “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五百年必兴）王者之期，躬行圣贤之学，天期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统与治统复合乎？”张玉书称赞康熙帝： “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庭，经典学之不倦。”封建社会有所谓“正统”和“道统”之说，前者指权力的合法性，后者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权力的来源几乎都是暴力，因此无真正的正统可言，而意识形态则不一样。汉朝统治者之所以“独尊儒术”，是鉴于秦朝推行法家的严刑峻法治国方针的失败，乃大力倡导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当然，在实际的施政措施上，法家的统治方法却保留的更多，因为法家的学理来源之一就是儒家某一流派的某些思想，儒法两家有相同之处。但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借用丘吉尔的表达方式，可以说： 儒家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这当然是指中国社会的封建时期。不过即使在今日，儒家思想也并未完全无用。
清朝的崛起和立国依靠的是武力，在明朝前期满洲连文字都没有，努尔哈赤时期刚刚创造了文字。很显然，依靠满族自身的文化，根本无法统治一个大国。因此，吸收汉人的文化乃是不可避免的。鳌拜一派的清朝贵族也许不久就会被迫接受汉儒文化，但是被迫接受汉儒文化的效果一定很差，且太平盛世亦绝不可能出现。元朝就是如此。康熙帝的选择是最明智的，由主动吸收到热爱的程度，中国因为有了康熙帝才又强盛起来。这些都离不开帝师的帮助。
在汉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异种称王”必然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权的不稳。面对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不合作的状况，康熙帝一面制定了民族高压政策，一面实施“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使程朱理学“死灰复燃”。 这固然是出于征服人心的需要，但也确是出于他对汉儒文化的衷心服膺，反映出其胸襟的广大和智慧的高深，以及他的务实精神。康熙帝崇尚理学，也是他治术的技巧。他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要削弱“祖宗家法”对皇权的限制，这是康熙朝汉儒大臣受重用的主要原因。康熙帝把程朱理学作为儒学正统，是重视实用精神的表现。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也证明了理学有其实用的价值，后人实在不应该一概予以抹煞。
康熙帝不但吸收了汉儒文化，甚至对西洋文化也有莫大的兴趣。这种学习兴趣是由儒家的“格物致知”思想决定的。儒家有一事不知、君子之耻的观念。儒家文化既然没有妨碍康熙帝学习西洋文化，怎么又会成为中国社会学习西洋文化的阻碍呢？问题出在康熙帝之后的雍正帝和乾隆帝身上。尤其是乾隆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登峰造极，前所未有，才使中国的士人求新知和求真理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都丧失了，只能搞考据这类无聊的玩意，于是中国由盛而衰。
就把国家由强盛引入衰亡这一点来说，乾隆帝颇有几分像唐明皇。如果乾隆帝能够像康熙帝一样具有求新知求真理的态度，清朝像唐朝一样坦然地吸收外来文化本不成问题。然而乾隆帝对儒家的修身、仁义、爱民等思想非常轻视，与康熙帝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也不可能容忍士人自由的求真精神和西方的先进文化，完全背离了康熙帝的治国方针。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清朝廷利用原明朝的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人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贵，封耿精忠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当时并称为三藩。朝廷这样做表面上是奖励功臣，实际上是防范功臣。吴三桂等人明白，朝廷所以不把他们调回锦州镇守，而封在遥远的边疆，是为了防止他们在靠近京城的地方威胁朝廷。清廷对手握重兵的汉人决不会真正信任，如果让吴三桂仍回锦州，一旦吴三桂造反，很快就会打进北京，远在云南就好办一些，后来的吴三桂之乱，也证明这种考虑是有远见的。
统一中国的战争结束以后，朝廷与三藩之间在裁军问题上很快就发生了矛盾。吴三桂原来在山海关外，拥有精兵四万，投降清朝以后东征西讨，四万精兵损失大半，但他又收降了许多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残部，都是身经百战、勇敢善战的部队。吴三桂在云贵又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此时兵力已达十多万人。这是他的资本，赌徒有了资本，胆子就大了。对于朝廷来说，这个吴三桂太强大了，再加上广东、福建二藩，真是尾大不掉，并且军费开销也是个大问题。
首先是户部向朝廷提出报告，说天下财赋的一半都用来支付三藩的开销，国库已经负担不起了，建议把三藩的满洲兵统统调回北京，并裁去两万绿营兵。这等于釜底抽薪，吴三桂当然不会同意。他不断地挑起战争屠杀苗、彝等少数民族，以此来抵制裁军。“养匪自重”是功臣对付朝廷“狡兔死，走狗烹”的最好方法。
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政大权，鱼肉百姓，成为一方之患，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大学士魏裔介上《请罢吴三桂居滇南疏》言： 滇、黔、蜀、粤边疆，不可撤满兵，一旦有变，鞭长莫及，荆州、襄阳乃天下腹心，请设满兵驻防控制，若无事，则可以消奸党窃伺之心，若有事即可以扼四方水陆之要冲。此疏颇有先见，可惜不为朝廷所用。朝廷御史以及广东、四川等地的地方官员先后疏弹吴三桂等人“横行不法”。鳌拜擅权时，朝廷畏于吴三桂的势力，竟然不加追究，反而多方笼络，并把敢于直言的地方官贬斥，以讨好吴三桂。如庆阳知府傅宏烈，即因弹劾吴三桂“拥兵自重”，反而遭受吴三桂的诬陷，被谪戍苍梧。由此，三藩更加坐大，俨然独立王国。康熙帝亲政以后，对此忧心忡忡，把三藩之患记在宫中的大柱之上，时时提醒自己，此乃国之大患，不可等闲视之。
著名清官汤斌任江西岭北道时，有一次，尚之信的部下经过江西，两个旗兵越货杀人，其中一个被捕后，反倒要苦主每天送牢饭，一天一只肥鸭，不得有误。他们在广东横行惯了，以为在江西也可以如此。汤斌亲自问案，军头董游击带着士兵们前来听堂，企图向汤斌施加压力。汤斌指着堂前的士兵，严肃地对这位姓董的游击说： “士卒须受法律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军纪，倘滋事扰民，本官断难回护。”董游击只好带着部下灰溜溜地走了。汤斌审案后又去找巡抚，请求巡抚行文到平南王府，要求移送另一名凶犯，巡抚起初不同意，但在汤斌的激励下终于发出了公文。虽然最终没能追回另一名凶犯，只杀了在牢里的旗兵，但以后平南王府的官兵过境，都畏惧汤斌，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为见儿子尚之信太过嚣张，为免受连累，遂向康熙帝疏请回到辽东养老。康熙帝交由部臣商议，大臣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致同意撤藩，命尚可喜率原所部回籍。耿精忠一看形势不利，也上奏疏，请求撤藩，回辽东养老。
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也感到自危。吴三桂也向朝廷上奏疏请求撤藩，回锦州养老。他的谋士刘玄初说： “朝廷久欲撤藩，苦于没有借口，王爷这份奏书递上去，岂不是给了朝廷撤藩的借口？撤藩是铁定了，请王爷三思。”而吴三桂却自作聪明地说： “朝廷决不敢撤藩，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皇上放心罢了。”吴三桂很精明，但是对大形势的错误分析，是吴三桂失败的主观原因。所谓大形势就是改朝换代的时机已过，天下大定，此时再折腾，搞不出一个新王朝了。分析形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