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有多远？-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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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看人家有实权的官儿，挥金如土，有的甚至够下辈子用了。”
他喝了一口酒，放下筷子，扳着手指头对我说：“你别看那个，这种事儿，出多大脸，现多大眼。你没看那些被抓起来的，儿孙后代都跟着丢人现眼？这对后人怎么交代？再说了，有房子住，有工资，你不想腐败，你不想买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这玩意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么多年，每月攒300元200元的，到老够花了。我一点都不羡慕那些个腐败分子的活法。”
他心理很平衡，做事也从容坦荡。我们唠这些话的时候，他工作的那个省还没有暴露出买官卖官的丑行。“三讲”时，他满意票百分之百。被他处理的一个犯错误的干部都投了他一票，并对他说：“宿书记，别看你处理我了，我还是投了你一票。”宿得盛说：“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互相理解吧！我感谢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又过去了几年，他到人大当副主任。投票那天，统计票数，他只差十几票未满。我回老家看他，他说：“这是人心，是钱买不来的。手要不干净，能躲过人民的眼睛吗？”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副平和的神情。可我还是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即是对那些腐败分子的不满。
“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欲望太大。物质生活上应该是知足者常乐。”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曾写过的一篇小品散文诗《蜘蛛》，小蜘蛛一生下来便在老蜘蛛身上吃肉吮血，直到把老蜘蛛吃掉为止。这使我联想社会上的某些人，一边喝着娘的奶，一边骂着娘。其原因是他们贪欲太大，稍有了点儿不满足，便骂娘泄愤，失去人性和良心。
我曾到这位老兄家中去过，真是家无长物，没有一点儿“现代化”气息。说真的，与他身份都不太相符。这使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那次采访。有些事实，虽然是背景材料，但是足以佐证他今天这副心态的脉络。
1944年农历冬月初七，宿得盛在李家窝棚屯出生了。北大荒的老北风和冒烟雪给这本来就贫寒的家庭增添了严寒。15岁那年，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在外面参加劳动，回家还要为兄妹俩做饭补衣。年幼的他历尽了清贫，生活的艰辛塑造了他尚廉的习性。1979年，父亲离开人世之前，语重心长地嘱托他：“得盛呵，你就这么一个妹妹，把他调到你身边，和你在一起，有个啥事儿也好相互照应一点儿，我也就放心啦！”
父子之恩，兄妹之情，何人不懂？谁会没有呢？作为一个市委副书记，在偌大个地方安排一个普通女工还是能办到的，妹妹为此多次哭闹着找过他。深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到父亲生前的遗愿，看到妹妹为此而流下的眼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做到大公无私难。大多数人是怎样做的呢？但我起码应该做到公而忘私。人人都有三亲两厚，假如都利用手中的权利谋私，把亲眷调到跟前，我们的国家不是成了家天下了吗？
天刚蒙蒙亮，他便翻身起床，和妹妹唠起来。
“得玉呀，你家有什么困难哥可以帮助你，违犯原则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办哪！不能让人家议论我是以权谋私呀！”
“行啦！哥，我再也不求你了。”
他的叔叔知道了这件事，找到他发了一顿火：
“你也太不近人情了，我们这些人你可以不管，你就这么一个妹妹，从小就在一块儿长大的，你父亲在死前也嘱托过你，父亲不在了长兄为父，你还不管吗？”
是呵，这还不管吗？长辈的责问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他认为这是小道理，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大道理。他耐心地和叔叔解释，最终说服了叔叔。
他妹妹后来还是在一家镇办制药厂当临时工。这是个长期亏损的企业，经常放假。即便是正常上班时，开的工资也很少。
在家乡当了20多年民办教师的老叔，曾有几次转为公办代课老师的机会。为此他专程找到宿得盛，让他在家乡找一找熟人和朋友给办一下此事。徐得盛还是摇了头。当他老叔听他说“公办民办都一样教学”时，二话没说，头也没回地走了。
他的妹夫听说他当县委书记的所在县里有黄牛，便于1988年10月乘车赶到那里，要买几头不能用的老黄牛。作为一县之首脑，恐怕只要暗示一下下边，就会办得十分圆满。
“这里的畜牧业要发展，黄牛不能卖”！
妹夫空手而归。
他的家人和亲属们都借不上他的光，都半是抱怨半是自豪地对人讲：“我们宿家出了一个清官。”
针对他妹妹调动工作这件事，我曾经问过他。他有他的道理。他说他妹妹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用不着劳心，也是一种快乐，不一定进大城市住楼房就是快乐。她没有多高的文化，当一个普通工人，在那个镇上，不是挺好的吗？
俗话说，最亲不过夫妻。妹妹的事儿不给办，自己爱人的工作总该给办了吧？当时作为某市市委副书记的宿得盛，搞一个国营工人的指标并不算过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现已花甲的结发妻子仍然在家操持家务。
第五部分第25节 畅饮的理由（2）
在一些人眼里，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有人认为有失一个市委副书记的面子。可他心里怕群众背后指脊梁骨，使党的形象在他身上受到玷污。这对于那些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人来说，不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吗？有的人，为官不大，哪怕是做了一个局长、科长，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安排在身边，就是把七大姑八大姨的十亲九故安排在单位，以结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党的事业变成为自己承包的家天下。
这些，宿得盛有权力这样干而没这样干。
他任某市市委副书记时，四叔从家乡来，让他把全家的户口迁到这个市的郊区农村。“得盛啊，只要是在你这里，什么地方都行，来以后保证不给你添麻烦。”四叔这个要求并不高，从农村到农村，并不是农转非，也不算违犯什么党纪国法。可是，他还是没有满足四叔的这个要求。
去年见面时，我问他：“你的这些亲属现在怎么说你呀？”他颇有感悟：“咳，现在好了，看到报纸上和电视里说，这个贪官被‘双规’，那个贪官被判刑，有的是子女牵连的，有的是亲属牵连的，他们都不像原来那么说我了，都说我有正事儿。我要那样做了，他们不也跟着受牵连，跟着痛苦？从这一点上说，我不是造福吗？幸福，不仅仅表现在对物质的享受上，还有精神的需求，不是一时一事的满足，应该是长远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有一次，我问他，你老兄以坦荡为快乐，而坦荡的基础是清廉。有些官员受贿不也是没有被揭出来吗？这些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你干嘛那样苦了自己？
“这话不对，我苦什么呢？我乐呵呀！”他笑着反驳，“那些人没有被揭出来，良心安宁吗？他们才苦呢！话又说回来，时机没到，一旦揭露出来，情形怎么样，大家都会知道是什么下场。”
说到这儿，他给我讲了一个典故。
东汉人杨震是一个颇得称赞的清官。从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县，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得知杨震到来，便带金10斤悄悄去拜访。杨震拒绝了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道：“幕夜之知者。”杨震立刻生气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王密羞愧难当，带礼狼狈而回。
“不是没有人给我送钱。”宿得盛说，“一到这时，我的良心就隐隐作痛，真不好受。一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尚能如此，我们还是共产党呢，口口声声讲‘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接了钱，心里能好受吗？我不能折磨自己。”
他不畏官，不为钱，敢求真，干实事，多年来多项工作都在省里和中央挂了号。他说，人生不是为了纵欲和享受，而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你总说我是个快乐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快乐吗？”他举起酒杯，“我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心里没有阴影，我怎么会不快乐？就连喝起酒来，心里都那么舒坦！”
我们举杯一饮而尽，感觉酣畅淋漓。
第五部分第26节 简单的几百块
在我采访的人物中，有些人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没有权势和地位，没有金钱和学识，他们有的只是力气和善良，这构成了他们的一种期望和快乐。他们总在期盼明天、明年、将来。
在江西庐山脚下的红土地上，我认识了一个与我同龄的农民。那是个秋天，他刚从田地里背着一大捆柴禾回来，古铜色的脸上浸满了汗水，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衫。江西老区的贫困，没有使这个老俵忧愁成疾。健康的肤色，快乐的神情，似乎他是天底下最幸福快乐、最富有的人。他放下柴禾，喜气洋洋地大步跨进堂屋，操起一个大水杯，从水缸中舀出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我说，老乡你慢点喝，这样会肚子疼的。他说，不会，这样晚上才睡得更甜哩！
他爱人放下手中的活计，对我说，他什么病都没有，没有愁事儿，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其实，我们家还有二万多块钱的外债。他总说明年就好了，丰收了，几年就还上了，愁什么？愁顶什么用？可我们都盼多少年了，多少个明年都这样，丰收了，也剩不下几个钱。可是还得过日子呀！
为了还债，农闲时节，他就到南昌城里做农民工，在一个建筑工地用三轮车推运水泥。每天要干10个小时，晚上在工棚中他倒下就呼呼睡着，一饭一菜吃得香，快乐着呢！可到了年终结账，老板没给工钱，只打了个欠条。春节前，他去讨工钱，一连跑了一个星期，早出晚归，饿了买碗面条，累了，依在工棚旁便睡。给工钱那天，他乐得又蹦又跳，用一个大纸口袋装着钱乐融融地回到家里。那天，他还买了一瓶啤酒喝。
我们是忙，是累，可是不觉得苦。只要一家人能快快乐乐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过几年就好啦。他轻松地说。
在大连这个物价颇高、工资较低、竞争激烈的海滨城市里，我认识一个从黑龙江某农场来的农民。他在这里做小本生意，买卖海鲜产品。每天凌晨天刚亮，夫妻俩就爬起来到铁路北边的大菜市场或海边去拉货，再乘车到南石道街的自家摊点卖货，每天也赚不了几个钱，还要供两个女儿上学。
生活是清苦的。冬天的寒冷，夏天的海鲜腥味儿，他们都不在乎，只是勤奋地劳作着，目的是盼着两个孩子能考上大学，将来不再做他们父母的营生，有一个好工作，有一份清闲。
他们盼星星，盼月亮，一天一天地盼着，一年一年地盼着，到大连已经10年了，还没攒下几个钱，但也不愁什么。他们说，都这样，发不了大财，年吃年用，只图个乐呵就行了。盼到多久是个头啊？孩子大了再说吧。
一天清晨，夫妻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