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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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尊、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峰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主席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他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毛主席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主席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对他作了开导，随后又于1941年8月2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主席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在同毛主席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欧阳山尊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主席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第三部分第65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3）
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主席、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四十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