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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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口山作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就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
白果这个地方是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是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谢两同志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采取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七人为委员，刘、谢分任正副委员长。
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十二期邓中夏同志“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宣言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哪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社会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十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原来谷价一元三斗，后压平为一元四斗。同时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急忙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群众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一人，受伤的很多，并将刘东轩、谢怀德等九个农会负责人捕去。这时正逢谭延、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刘、谢等九人得以释放。战争结束后，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四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七十多人。1926年北伐军刚到衡山时，曾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乡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毛泽东同志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使他们很快成为农民中真正的带头人。于是，几个月之内，在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农民开始懂得“打倒军阀”的道理；毛泽东同志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通俗地解释为“打倒洋财东”，使农民更加容易接受。农会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时常与地主豪绅发生冲突。于是地主们告到长沙城里，要赵恒惕来捉毛泽东同志。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便到广州去了。
1926年8月，“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三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逮。”
韶山的共产党支部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第一部分第15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2）
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的韶山农民，从1925年成立农会之后，培养出不少的农民运动骨干和党的干部。比如革命烈士毛福轩同志，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养，带他到长沙的学校中去当校役，半工半读，后来又带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到湘潭一带进行农民运动，毛福轩同志因此成为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福轩同志仍在湖南、上海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梅、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
毛泽东同志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国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
1925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加了，共有三百二十七人，包括十九个省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同志），毛泽东同志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
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毛泽东同志讲课时深刻地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毛泽东同志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变贫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
当时彭湃同志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毛泽东同志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毛泽东同志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于1926年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当时陈独秀曾拒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这篇论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篇文章成为湖南各地群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实际上指导着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动。
受了毛泽东同志这样明确的阶级教育和策略教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湖南籍学生，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到毕业，就先回来了一批人。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名义，大多数被派在铁路沿线工作。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走上了正确道路，因为他们从毛泽东同志和彭湃同志那里学到了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他们从下层访贫问苦开始，联络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后，就成立乡农民协会。有二、三个乡成立了农会，然后才成立区的领导机构（县的领导机构多半是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才开始成立的）。那时农民协会的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农村贫苦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由当地共产党员早就联系了的小学教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从组织新民学会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共产党，在湖南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广州办训练班时培养出来的大批革命干部，质量一般都很好，这样就使得下层群众运动中的根子很正。
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前，在农民运动中开展的多半是宣传、教育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也有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农会的工作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地方是秘密状态，有许多地方是半公开或公开状态。如当时益阳的农民运动就是公开进行的。1926年的阴历元宵节，益阳郊区“农民诉苦队”一万多人，举着灯笼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大队以十六个溜星（火球）开路，农民把牛牵到县衙门的“大堂”上，向县长说，“我们喂牛都喂不起了”。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第一部分第16节 罗荣桓回忆秋收起义（1）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