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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烟毒的历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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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虽然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但是沃野千里,到处盛开着罂粟花,罂粟的种植严重地排挤了粮食的生产,使本来粮食产量很多的四川,也出现了缺粮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年份,也需要从湖南、湖北运粮接济。如果“略见小灾,小民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    

  云南是烟土生产的重要产地,罂粟的种植也危及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据记载,“种烟的季节,是在秋季播种,到次年春夏之交收浆,与小春种豆麦的时间相同,烟地既占去了粮食的耕作面积,粮食当然要减产了。以肥沃的土地,种植害人的毒物,过去(指1949年以前)云南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自从鸦片弛禁以后,小春生产锐减,更是年年闹饥荒。彭毓崧《渔舟纪谈》又载:‘滇人以烟为命,即不能不以烟为粮。’一个地方怪异到以烟为粮,其危害民食是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所以种烟给广大农村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的极度贫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懦弱者啼饥号寒,强壮者铤而走险,过去云南匪风的猖獗,是与烟祸分不开的。”(宋光涛:《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使以农立国的中国面临着缺乏粮食的严峻局面,粮食的价格一再攀升,自光绪后期以来,“谷米日贵,粮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患”(转引自《中国毒品史》第184页)。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罂粟的种植,也影响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如山西大同以生产黄花菜闻名,年产量在300万年斤左右。自从种了罂粟以后,黄花菜种植面积一天天在减少,产量一天天降低了,最低时年产量仅40万斤。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时,曾强令将3000亩宿根黄花菜水地、二阴地改作罂粟种植,对这一经济作物的破坏尤为显著。    

  最后,鸦片国产化,即鸦片罂粟的大量种植、加工、销售,一方面使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运输工具等浪费在无益而有害的鸦片业上;另一方面上自达官贵人下自普通百姓,把大量资金、钱财花费在吸食烟毒上,不得不减少日常生活的开支,这自然使正常的手工业、商业销费降低。由于以上两个原因,鸦片的国产化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1)(图) 

  在鸦片战争以前,经营鸦片走私的外商主要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它取得了鸦片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以后,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后,鸦片贸易进入了“自由竞争”的时代,一批新的洋行脱颖而出,在鸦片贸易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同样,鸦片贸易也从广州这一惟一的口岸蔓延至五口,贸易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代替了广州,成为合法鸦片贸易的中心。    

  上海的鸦片贸易“繁荣”了80余年,从事鸦片贸易的洋行众多,大致包括两类,即大同行和小同行。所谓大同行,是指经营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大致还可分为三类:一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头行”,是英藉阿拉伯人(头缠白布)开设的贩土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及哈同洋行。所谓小同行,是中国鸦片商人开设的鸦片批发兼零售的商业机构,其职能一般为从大同行中购进大宗烟土,然后设肆零售,或者批发给内地商人。小同行的经营者以广东籍,尤其是广东潮州籍人士为主,形成了封建性、地域性、家族性经营的特色。    

  在中国经营鸦片业务的外国洋行,以英国人为主,但美国、丹麦、瑞典、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也插手其中,只是其影响小于英国商人开设的洋行而已。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英国商人开办的主要洋行:    

  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其历史悠久,前身是1872年英国商人约翰·享利·柯克斯与丹尼尔·比尔合伙在广州建立的柯克斯·比尔洋行。不过,创办之初,柯克斯·比尔洋行并不显眼,经营状况也不突出,因而经过多次换主易手:先是汤姆士·比尔和达卫·里德收购了该洋行,将其改为里德·比尔洋行。1801年,麦尼克三兄弟又收购了该洋行,改名为麦尼克洋行。麦尼克三兄弟经营了二十余年,赚取了一大笔钱之后,1828年又转手卖给了詹姆士·迈地臣和威廉·查顿,迈地臣和查顿合伙购买了该行后,怡和洋行在迈地臣和查顿主持下,经营状况好转。其主人查顿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1818年因贪图走私鸦片的厚利而作了鸦片贩,到广州贩卖鸦片。此人机警狡诈、冒险成性,有“铁头老鼠”之称。因此,怡和洋行迅速发展,到1830年已从广州156家外国洋行中脱颖而出,垄断了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的主要经营货物是鸦片,并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1830年,麦尼克曾向英国议会报告说:“他的公司(即怡和洋行),在广州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所做的几乎全部是鸦片生意,至于在中国购进货物,只是为了适合在中国购进货物的需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7页)可以说,怡和洋行其实已经演变成最大的贩毒公司,执鸦片走私贸易之牛耳。    

  怡和洋行为了从遥远的印度大规模走私鸦片,专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19世纪20年代,一种新型的运输船只——鸦片飞剪船出现在中国沿海鸦片贸易走私活动中,这是一种轻型快速帆船,船身较长,宽度较窄,吃水浅,帆蓬多,船首装有突出的斜桅,驾驶轻便,且能经受得住风浪的冲击,几乎可以在任何季节中行驶。其载重量一般在90~450吨之间,但其大型的飞剪船,载重可高达1700吨。19世纪30年代,飞剪船又有了巨大改进,不仅装备齐全,而且速度超过了战舰。怡和洋行的查顿首先认识了飞剪船的巨大商业价值,迅速引进飞剪船,到1836年已经建立了拥有12艘飞剪船的运输船队。这只船队航行速度很快,其中“红流浪者号”、“气仙号”是当时航速最快的船只,以这样一支船队来往于印度与中国之间,无疑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提高了运输能力。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怡和洋行看准了时机迅速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开始了新的垄断鸦片贸易事业。但是,好景不再,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垄断地位被沙逊洋行取代了。    

  沙逊洋行。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于1832年在英属印度的孟买创立的。创立不久,适逢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经营权,沙逊洋行即在孟买一带收购鸦片销往中国。为了便于在中国销售,沙逊洋行在香港开设了分行。上海开埠不久,1845年沙逊洋行即在上海设立了分行。    

  沙逊洋行创立之初,虽然拥有密迩鸦片产地、集中地孟买的优势,但运输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因此其经营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在上海的鸦片贸易中仅占1/5的比重。    

  1864年,大卫·沙逊病故,洋行由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阿尔伯特·沙逊接受沙逊洋行后,将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工商业上,减少以至于放弃了鸦片走私业务。1872年,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办了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继承了鸦片贸易   的衣钵,并在鸦片贸易中锐意经营,创新进取,采取了大量措施,发展业务。首先,新沙逊洋行大大降低了鸦片成本。在印度罂粟种植区,洋行派人深入农村,直接用低价购买“青苗”,既保证了鸦片的来源,又取得了高利贷收入,而且使其鸦片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公司;其次,大力扩大业务范围,在远东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促销鸦片。为了便于各个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联系,交流情况和市场行情,沙逊洋行采用了电报技术,编制了电报密码,加强了孟买、香港和上海三地之间的情报交流,以掌握好鸦片行情,获得更大的利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使用了新式轮船投入鸦片运输,并为此组织了一支船队。新式轮船以煤为动力,具有航速快,载重量大的优点,远远先进于飞剪船。沙逊洋行以轮船运输,到19世纪70年代,已控制了印度鸦片产量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垄断了鸦片经营。    

  哈同洋行。哈同洋行开设于1901年,时间较晚。创办人是英籍犹太人欧恩·爱·哈同。此人1851年生于巴格达城,1874年来上海谋生,初入老沙逊洋行做职员,即参与鸦片的经营,1886年改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协理,有着二十余年的鸦片买卖经历,深得沙逊洋行经营鸦片的诀窍,对鸦片买卖得心应手,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哈同再也不愿为沙逊打工,于是自立门户,创办了哈同洋行。哈同洋行业务发展很快,后来居上,成为鸦片业的新霸主。    

  为了垄断鸦片烟的经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哈同洋行联合沙逊洋行、新康洋行,成立了洋药公所,改变了鸦片交易方法。以前,鸦片买卖价格通常由怡和、沙逊、合同等洋行公开挂牌定价,各土行、土店按牌价定购。洋药公所成立后,由现货交易改为期货交易。交易办法是由哈同和沙逊两洋行在所内挂牌定价,出售期货,各土行、土店要购买鸦片,必须先交定金预购期货。因此,哈同、沙逊两家洋行不但可以收取定金,周转运用,还可以垄断价格,攫取更高的利润。    

  洋药公所以各洋行的联合体——信记洋行为主体,以新康洋行的老板英籍犹太人爱德华·爱释拉为主持人。其经营活动先从收购小同行及广州、香港各地的存土入手,集中堆存于怡和和沙逊二洋行的仓库中。不久,就采用垄断手段,高抬售价。印土过去每箱售价二千余元,在洋药公所成立后每箱印土售价竟高达一万元。哈同等外国洋行牟取了大量垄断利润。洋药公所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清末第二次禁烟,洋药公所才解散。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2)

  走私、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使鸦片经营者、洋行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造就了一个个巨富。如怡和洋行的前身麦尼克洋行的经营者麦尼克,两手空空地来到广州,卖了16年鸦片,终于变成了一个富翁。返回英国后,购买了大片地产,又投资创办对外贸易公司,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巨头。用鸦片贸易所挣得的邪恶的利润,把一个穷光蛋变成了富裕的、上流社会的绅士。鸦片之功,不可谓不大。怡和洋行的查顿,本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普通外科医生,经营鸦片贸易后,以其“铁头老鼠”的机警狡诈,迅速致富。1838年回国,已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怡和洋行的迈地臣,同样也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1841年回到英国。第二年,即买下了位于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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