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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烟毒的历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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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尤肴毡炯⑻至艘桓鋈毡拘±掀牛┝恕1937年叶清和乘乱逃到了香港。抗日战争时期,叶清和勾结日本特务,先后开设了几家公司,帮助日本人贩毒,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并协助日本人掠夺军事物资,如广东陆丰、海丰等地的钨矿等。1944年,他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捕获,抗战前夕病死了。尸骨埋葬何处,则无从寻找了。大烟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可恶的一生。    

  叶清和成为烟土大王,的确有其经营特点:先由走私烟土起家,再勾结上海大流氓、帮会头子,取得他们的支持,又加入葡萄牙籍,换获得帝国主义的保护,在上海开始发迹。之后,勾结地方军阀、土匪,加入日本国籍,进一步制毒、贩毒,垄断闽南特货,再创“辉煌”。可以说,勾结军阀、帝国主义列强、黑社会,寻找靠山,是叶清和经营烟土业的不二法门,也是他发迹的基石。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烟土大王(2)(图)

  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赵典之,字焕章,武昌县杨赵村人。1878年生,1952年卒。在其一生中,胆大霸强,欺诈投机,贩运烟土,大发不义之财,成为远近闻名的“烟土大王”。    

  赵典之出身于小康之家,他的父亲作过师爷,在赵典之出生两年后去世,赵家生活开始困难。10岁时,开始读书,粗通文墨。16岁时(1894年),在武昌自强学堂作杂役,两年后因打架被开除。1896年,赵典之到汉口叶福泰丝线店当学徒,因店铺与同行抢生意,他帮助老板打架;之后,对方乘其不备,纠集人众将其打伤,卧床医治了数月才好。从此,他下了决心学习打架的本领,到猪鬃帮拜师学武功,练就了一身打架的功夫。    

   1898年,赵典之借了点本钱,在郭家巷租了一间门面,出售煤油,代销签捐局奖券。混了两年,又觉得小生意难以发财,就改做“过手生意”。即与他练打架的朋友一起,做牛羊皮、猪鬃的买卖,从码头或客栈接纳“包袱”客人的货物,转手卖与行家,买空卖空,不需本钱,却可以牟利。这种生意,其诀窃是“一拍、二诈、三丢手”,有时聚众相殴,这正近合了赵典之的脾气。在打架斗殴中,赵典之崭露头角,赢得了黑社会头面人物的看重。    

  不久,赵典之与汉口日、法租界的包探傅坤山、姚春所有了交往。傅、姚都是走私烟土的头目。赵典之从此也开始走私烟土,并积蓄了些资本。1901年,在汉口开设了大庆祥牛皮行,在牛皮业的掩护下,大搞烟土走私生意。    

  1910年,赵典之与鼎升恒店铺合伙经营鼎泰祥杂粮店,业务蒸蒸日上。辛亥革命时,赵典之在太平洋行坐收零散贱货,光复后又派人四处采购,乘混乱之机大发了一笔,赚了近万两银子。之后,他踢开了鼎升恒,独自经营鼎泰祥杂粮店。营业范围以走私烟土为主,表面上经营杂粮、皮毛、棉花。    

  民国初年,赵典之学会了买办的秘密,直接与洋人作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洋行在汉口收购牛羊杂皮、丝、麻、茶、油、杂粮、蛋、猪、猪鬃等土特产,数量巨大,赵典之巧于应对,赚取了几万两银子。在商界名声鹊起,后来居上,成为牛皮业武昌帮的帮首。1916年皮业公所改组,赵典之被推为帮董,1919年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董兼外交董事。    

  以前赵典之走私烟土,都是暗中进行,没有专门公司经营。后来,经过包探傅坤山、郑玉堂的介绍,他与烟土贩鲁履安合作,组织经营鸦片的福记公司。这个公司生意日益扩大,亟须一交际场所。赵典之又集资建立了大同旅社。在旅社中,接待烟土商,招待武汉一带军、警、政各界要员,打通了各方路子。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贿赂当权的各方人士,赵典之又在一僻静处开办了一家俱乐部,内设秘密房间,室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既可吞云吐雾,也可招妓借宿,灯红酒绿,别有洞天。当时出入这里的人物,有官僚、军官、富商巨贾,如财政厅长郭干卿、榷运局长浓庆辉、警察厅长周际云、稽查处长刘有才等等。有了这些头面人物的支持,赵典之的生意越发红火了。    

  1916年王占元督鄂,与孙传芳商定,以“协助粮糈”之名,准许福记、福康隆、同康等八家公司领照开设土栈。八家公推赵典之为代表,与警察厅长周际云、镇守使杜锡钩、驻防军的师长寇英杰等协商,议定每担烟土(1000两)纳“协饷税”200元,由烟土商在宜昌交货贴花,由“武汉”、“飞熊”、“楚雄”三只兵船包运,抵达武汉起运到烟土公栈(鸿运里一号),提货时,则需要交纳税款,运费和栈租。这些具体工作,由鲁履安和赵典之共同负责。为防止其他流氓地痞骚扰,赵典之与军警头头协商,成立了军警督察处,负责执安巡逻,保护他的经营。自此,赵典之就控制了武汉烟土进出,垄断了烟土业。    

  1922年,肖耀南督鄂。此时,已设立了禁烟督察处,“地方协饷”改为“统筹军饷”,烟土税增至每担400元。武汉成立了特业公会,赵典之担任了会长,将全武汉烟土行按大批、二批、零售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调整土栈、土膏店共为32家。为了调整运商和销商的利益冲突,赵典之以会长的身份,召集双方开会协商,订立了七条章程。这些章程,既保证了运商、销商的利益,又使赵典之垄断了整个汉口的烟土市场。此后,汉口烟土生意越做越大,每月销售烟土由1000担上升至1500担,销售区域,除本省鄂南与汉水以东外,还扩大至东到上海,北至驻马店的广大区域。    

  1924年,赵典之又担任了武(武昌府十县)黄(黄州府八县)禁烟总处处长。他聘请各县县长与执法官予以协助,还由各县县长和士绅推荐一人为分处长,委派一些稽查搞缉私活动。当时,总处就设在特业公会内,共有稽查60余人。这个机构是一个缉私机关,其实干的是贩卖烟土的勾当。但是,这个缉私机关,严格控制了他人染指烟土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因此,成了赵典之垄断烟土业的重要工具。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赵典之仍担任军警督察处处长,负责禁烟业务。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要彻底禁绝烟土,赵典之闻风见势不好,逃往上海躲避起来。不久,国民党财政部设立了两湖特税处,实行“寓禁于征”的鸦片专卖政策,赵典之又回到武汉,继续担任特业公会会长。此时,社会逐渐稳定下来,特税收入增多,即有人奉承他为“烟土大王”,“大王有福,一上台生意就兴隆了”。    

  赵典之经营特业多年,已拥有百万元的资产。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与鲁履安合资经营的福记、顺丰土栈,这是他获利最多的根本。此外,他独资经营了一大批产业,如汉口的鼎泰祥,在湖北、河南、湖南、四川、上海、安徽、江西等省市的城市里都设有分庄分号,经营以杂粮、棉花为主,并以大庆祥的牌名采购皮毛,以福泰祥的牌名贩运杂货;还创办了福圣、协和两家机器米厂,赵圣记榕坊以及经纶织布厂;与他人合资经营了衡源银号、昌记堆栈;持有万泉公司、民生纱厂、协兴公司和上海国华银行的股票。另外,还有大批房地产和现金。    

  赵典之为人讲究面子,喜欢奉承话。他在经营鸦片业,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也参加慈善事业,沽名钓誉。如每年捐钱给善堂,送医送药,装出乐善好施的样子。此外,他还两次出钱修路,尤其是1930年汉口拓宽民族路,赵典之带领特商们捐出了一大笔钱,完成了这条路的改造工程。为此,有关方面还设立了专门建立了纪事碑,纪念他们的功德。虽然如此,赵典之始终觉得“烟土大王”之雅号不光彩,总想改弦更张,做点实业。    

  1930年后,赵典之把分布在各地的庄号收歇,人员解雇。1933年彻底与烟土业脱钩,金盆洗手了。    

  总之,赵典之由一个爱好打架的混混,依靠地痞、包探、军政界的高官们的支持,一步步当上了烟土大王。他也是勾结黑社会、反动官府而起家的。(参见赵舜琴:《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烟土大王(3)

  重庆的曾俊臣。曾俊臣曾经营了五年鸦片业,解放后发表了《经营特业五年纪略》的专门文章,回忆其经营鸦片业的经过。现据此文对他的情况作一介绍。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有之10年之久,做过井、枧、灶和运销业务,并在重庆作了十多年的盐帮会长。从1935年至1939年,从事鸦片贩销业务,即作起了特商,干起了特业。他经营烟土业仅仅有四五年的时间,很快就掠得了巨额暴利,成为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1935年以前,曾俊臣经营的盐号倒闭,资金和信用都受到很大损失,在商场一蹶不振,总想找个机会翻本。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特业,经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防止烟土走私。曾俊臣虽然知道鸦片是祸国殃民、危害子孙万代的最可怕的毒物,经营鸦片之类毒物的人,也为一般人所鄙视厌恨,但他还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贩运鸦片,赚钱翻本,牟取暴利。    

  曾俊臣作过十多年的重庆盐帮会长,与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的军官们多有联系,过从甚密。尤其是在作盐帮会长时,为大军阀刘湘筹垫军饷,邀“包袱”(行贿),确实出了不少力,深得刘湘等人的信任。他曾自夸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即使在国民党中央方面,他也结纳了不少高官显贵,像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此,曾俊臣有较强的后台,又有经商的经验和手腕,经营起特业,就得心应手,很快闯出一块地盘。    

  1935年下半年,曾俊臣同李春江(时任货税局局长,后来两次出任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著名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等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迭起来,取名“鑫记”。该土行有股本十来万元,由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任总经理,李春江则为后台。    

  鑫记土行开业后,专做外销生意。先在四川、贵州各主要产地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   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进货价格一般在每担(1000两)约三五百元,加上税捐和运缴,运到汉口每担成本平均达1500~1600元,汉口行市一般总在2000元左右。其中,税收占总成本的五六成左右。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作几百、上千担生意,因为人事、资金和时间的条件都很好,做起来很顺手,每关生意都很赚钱,于是胆子越做越旺,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的生意(一万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账面资金总额有时扩大到了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也在一万担以上,几乎成了垄断的局面。    

  鑫记土行经营了两年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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