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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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不再在外工作赚钱养家多少有点可耻。弗兰克·菲奥里纳是惠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卡丽·菲奥里纳的丈夫，他从自己的职位上退休这样他们夫妇就能专心发展他妻子的事业。他拒绝对《财富》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发表评论。“把他说成是一个居家丈夫对他是不公平的”，卡丽·菲奥里纳则对杂志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情况在发生变化。5年前，当杂志想报道“得到奖励的丈夫”这一潮流的时候，找不到足够的当事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男人们因为自己的妻子养家口而感到的羞辱依然存在，但是有迹象表明这种感觉已经越来越淡了。一些男人甚至拿这个话题开玩笑。
如果妻性鸿沟需要填平，把男性带到妻子的队伍里来就至为关键。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队伍建设都很必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于那些需要某种社会交互作用的居家丈夫/妻子来说，这种建设尤其重要。我们总是认为居家丈夫们更容易融入社会中去，比如居家父亲（Stay at Home Dad））这个组织（其乖僻的缩写名SAHD实在是需要更新了），他们召开大会，建立了一个网站，还编写时事通讯。
对潜在于婚姻内部的性别动力进行的最激进的重新定义是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努力。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荷兰、比利时和加拿大的两个省份授予同性夫妇平等的婚姻权。麻萨诸塞州的高级法院也刚刚批准了同性婚姻。同性夫妻也获得了其他许多法律权限。当同性恋者结婚的时候，婚姻制度将不再仅仅被用于男性…女性领域。但是当同性恋者获得结婚权时，在现代婚姻中对夫妻角色起到指示作用的性别歧视注定被曲解得更加严重。
第九部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8）
绝大多数的已婚夫妇并没有世界前500强公司那样的财富也没有管理着一个时尚王国。《福布斯》杂志里没有他们的声音。在大多数婚姻里面，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有一些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有一些是因为现实需要。在那些夫妻中只有一个人赚钱的家庭里——根据人口统计资料，这样的家庭占主流而且数目还在上升——一个人的收入要承担所有的花销。根深蒂固的妻子模式给这些人——而不是那些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的受到特别恩典的男男女女——带来了生活中最难克服的障碍。
解决方式不是不存在。但是，为了找到解决方式，我们首先需要把目光拉回到二战时期，那时候政府和企业们恳求妻子们走出家庭开始工作，并对她们的这些行为大力赞扬。因为意识到女人们不再扮演传统的角色，美国的公司为她们提供一些支持，主要形式是为8个月到6岁之间的孩子建立全天候的托管中心。英国政府为有职业的妻子们提供白天照顾孩子、家庭帮助、准备饭菜，还一周给她们一个下午的假期用来购物。为了鼓励女人们成为劳动力，加拿大政府提供照看孩子的中心和税收激励政策。
必须要好好弄明白“玻璃天花板”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一个难以费解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体现了对那些在家庭之外辛苦工作的妻子和母亲的偏见。华盛顿的美国大学工作法律计划的主管琼·C·威廉姆斯（Joan CWillians）在2003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地写到这一点。在她看来，许多女人之所以从来都没有接近过玻璃天花板是因为她们“因为做母亲，很早就停了下来”。我们最后抵达的是对女人职业的理解——还有男人——他们放弃工作花很长时间去照顾孩子必须被视为“非线性”的，对于通常的词典来说这是一个异质的概念。在那些实行弹性工作制的公司里，会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高级职位，这一事实一点都不令人费解。在过去的10年里，德勤会计公司（Deloitte &； Touche）选择弹性工作方式的职员数目增长了一倍还多。在这一时期，女性合伙人和主管从97人增加到了567人。但是男人也一样从这种工作时间安排中受益良多。比如自从德勤公司开始为做了父亲的人提供假期，有将近一半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它。
诸如此类的例子经常被人列举，但这些终究不是主流，这从《职业女性》（Working Woman）评出的“最适合母亲工作的100家公司”就可以看出，这张表上列出的公司在提供婴儿照看、学前辅导、暑假和弹性工作制方面比较占有优势。到现在为止，《财富》杂志还没有放弃他们对“得到奖品的妻子”的品位，尚未开始关注“最适合父亲工作的100家公司”，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计划肯定正在被悄悄酝酿着。《财富》杂志对居家男人的报道并非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它再一次揭示居家丈夫所做的家务没有家庭妇女那么多。家务活依然是女性的工作，妻子的工作。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有一天女人会因为持家有方得到特别的奖励。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广告里的女性拿着拖把辛苦地劳动吧！这一形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也被纳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圈：当女人们被当作广告的目标影响客户接受询问的时候，她们说自己不会买那些以做家务的男人作为广告形象的产品，因为这不反映现实。这种形象之所以不能反映现实，是因为大众媒体中惯常的叙事模式中男人是不做家务杂事的（当他们做的时候，要么是很勉强，要么是根本就不会）。
情况同样在发生着变化。女人开始就谁做家务进行谈判。娜瑞·斯达克（Nori Starck）是设计师菲利普·斯达克（Philippe Starck）的妻子，2003年10月接受了《时尚》杂志采访时承认，在他们刚结婚的那些年里，他们曾经就谁负责家庭方面的事务争论不休。他们各自都有一份发展势头很不错的工作，谁都不想放弃。她说：“他向我提出离婚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无法决定谁是家里的那个女人。最后，我放弃了，说‘好吧，我结婚就是为了当一个妻子’”。
家庭里的妻子延伸到职场，婚姻生活中的主导和从属关系在职业和政治领域也有明显的投射。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演讲中对年轻的职业女性表示，有一个幻影在对她的写作起到威胁作用。她把这个幻影称作“完全无私的家庭天使”，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考文特瑞·帕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中描绘的一种理想化的维多利亚式女性气质。这是他献给他的妻子艾米莉的一首诗。伍尔夫说，如果女人们真想在工作中有所建树，这样一种顺从的个性“必须被杀死”。后来，在一篇名为“家里的天使”的文章里，伍尔夫写到：“如果我不杀死她，她就会杀死我。”在她看来，人们对女人有一个理想化的设计：“她们必须魅力十足，她们必须能安慰别人，她们必须——坦率地说——如果她们想成功就必须得说谎。”60多年以后，这种“天使”形象被商业力量进一步强化，女人们被告知她们的家应该漂亮地跟名景胜地似的，家里要有纯手工制作的家具，衣服要散发出熏衣草味道的香气，还要有托斯卡纳风格的精美晚宴。
第九部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9）
有迹象表明女人们正在努力突破这种禁锢。在出版于2002年《家里的母狗》一书，收录了26个女性对性、孤独、工作、母性和婚姻的看法。这本书的编辑凯思·汉娜（Chthi Hanaauer）说这些文字是这些女性内心的真实记录。阅读这些故事，你会看到那些中产阶级的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苦苦挣扎，内心里充满了矛盾和不满，面对她们流露出来的愤懑你很难不会大惊失色。她们已经得到了1个多世纪以前的女人只能梦想的一切——公民权、受教育、职业前景。但是她们很愤怒，这种愤怒是因为她们无法“拥有一切”，这是商业机制通过大
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呈现给女人们的一种感觉。这些文章揭示出了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形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期望——通过浪漫小说、好莱坞的电影和女性杂志。这些女人说她们想得到更多，这是因为市场已经让她们永远处于一种渴望的状态，难以自拔。这本书的题目也反映出在评价女人时常常被采用的极端观念：“家里的天使”已经被“家里的母狗”所取代。表达愤怒的女人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女人。她们必须被看作是“母狗”，这样一个词在过去常常是对那种过分自信的女人的贬斥，而现在却有许多女人认为得到这样的称呼是一种荣誉。
在文化内部，强有力的妻子依然被看作是一种失常现象。和居家丈夫一样，她被当成一种新奇的事物，用来展示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她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涵义反倒没有人仔细探究。在2003年春天，《纽约观察》宣布“得到奖励的妻子”已经被“有丰厚嫁妆的中年人”所代替。这些女人被说成是“40多岁的超级夫人，她们会铺床叠被，也会做美味的晚饭，同时在性方面富有经验——年轻时候她们是纽约市区那种老式的风骚少女”。
超级女人。超级妻子。超级妈妈。超级夫人。一种类型代替另外一种。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男人和女人却无时无刻不对这种划分进行挑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妻子比他们的丈夫年龄大，也比他们更有成就。我们看到很多夫妻努力寻找一种适合他们但却非正统——或者说非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为了家庭都会牺牲自己的个人抱负，这一切都是为了家庭生活的美满，也是为了拥有一种更加文明的生活。我们也看到一些男人和女人拒绝接受婚姻的安排，选择去创立一种新的家庭形式。
最后，我们还会看到妻子从来都不是次要的。在2003年10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妻子、歌手和词作家伊迪·布莱克（Edie Brickell）的采访。记者问她：“人们总是把你称为保罗·西蒙的妻子，你为此而感到生气吗？”这样一个问题隐含着一个前提：如果一个女人拥有一个社会知名度更高的丈夫，她会很自然到把这当作对她个人身份的打击。但是布莱克充满自信的回答让这个假设根本就无立足之处。“不”，她说：“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我为他感到自豪。”
妻子伊迪·布莱克和玛丽·凯瑟琳·伯根约存在着巨大差异。就像是在埃德蒙顿组织性交技巧研讨班的梅丽莎和同样是妻子的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相去甚远一样。
很难用一个词就能概括出妻子的意义。这一点至为关键。也许这正是妻子的意义所在。在21世纪，通过多棱镜去观察妻子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要想这样做，就得把妻子当成一个动词，当成一个性别中立的概念。如果我们想创立一种新的叙述模式，寻找到让男人和女人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方式，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了1981年7月29日，那一天似乎对我有不同寻常的味道。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是一场有欺骗性的盛典，是伪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