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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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张春桥对我和另外两个教育组的负责人说：‘不把老的打下去，新的怎么能起来呢？’我问道：‘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张春桥回答：‘你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吗？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看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他们哪个能留下来？一个也不能留！’”
公诉人征得法庭的同意后，发言：“通过法庭上出示、宣读的大量的证据，证明张春桥除了对朱德委员长外，还对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诬告陷害活动。他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匈亚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煽动批所谓的‘邓纳吉’活动。他指使人编造了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他还指使人搜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聂荣臻、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张春桥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极端仇视。他千方百计地要打倒这些领导人，其目的就是为了篡党夺权！就是为了变天，恢复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天下！”
随后，王战平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多次鼓吹“改朝换代”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他问道：“张春桥，你是不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九六八年三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的思维已经到了一九六六年初他和姚文元合谋策划批判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时候，他对姚文元等人说的话：“现在我们批判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呢，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这些牛鬼蛇神翻起身来就会和我们清算。那时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活动都会变成了罪行。法律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法律是没有的。”
姚文元说：“那好吧，到了人家批判你的时候，我给你辩护去。”
“恐怕到了那个时候，就连你也牵连进去了。我们是一个笼子里头的鸟，谁也跑不了啦。”张春桥说，“修正主义上了台，可是要用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努力来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的。这点，毛主席也在对我说话时说到了。”
王战平见他还是不说话，就让人公开宣读有关的证词：
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一日的证词说，一九六七年九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宣扬“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他说：“今天除了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
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席马天水一九七八年一月廿六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
同时，法庭还传出了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约见我的时候，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在我的记忆里，改朝换代就是张春桥一贯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证。”
张春桥再次抬头时，正好又和费孝通打了一个照面。他和这个学者并不面生，甚至说已经打了多少次的交道了。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多次找张春桥谈话，表示他对这场运动的认识。费孝通说得很诚恳：“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是一场生死考验，对于我来说则更是一个挽救。没有这场运动，我可能就会滑入到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了。像我这样的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劳动人民坚决地站在一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
当时，他对这个民主人士曾产生了好感。他对毛泽东说：“这场运动确实对各界的教育很大，连费孝通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得到了改造。他们的内心里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运动的最大的收获。”
毛泽东笑了笑说：“有些人接受了教育是真心的，有些人恐怕不是出自自己的本心。如果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么容易，那么共产主义上就实现了。当然，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那么苛求。就当允许他们有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恐怕是活到老，改造到老了。”
现在，就连费孝通这样的人也竟然跳了出来，成为什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这岂不是证明了这些人的改造统统都是假话吗？资产阶级刚刚上台，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这就说明了这些人的动摇性和革命的不坚定性。这也是他们的通病。”
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张春桥所讲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我怎会随便对一些中央领导人表态呢？还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给他和姚文元等人交了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内的历次错误路线的总清算。”毛泽东一口气点了许多的名字，其中也有朱德、陈毅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闹过别扭的人。如果这次革命能对他们的错误有所涉及，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许多话，我不好再讲了，但是你们讲可以。你们的大多数人没有经过同他们展开的路线斗争，就可以请他们来给你们当教员。但是你们一定要先批他们。否则他们还会在你们面前摆摆老资格。好像中国的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其实轮到他们自己的功劳，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具体地分析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要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出来批判被他称作“老右”的人们。
张春桥在正规的审判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着许多的问题。表面上看，他对法庭上调查的问题似乎漠不关心，连想都不想。其实，他对那些事情始终在认真地听着，脑海里在盘旋着所有的过程。他突然觉得，法庭上所纠缠的那些，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和后来赤卫队、红革会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几次斗争中，早已经提出来过。毛泽东看了他们所总结的材料，说“屁话，一文不值！他们所搜集的那些材料不仅打不倒你张春桥，反而恰恰证明了你是正确的，是好同志。”
现在他们表面上是在审判我张某，实际上特别法庭的矛头处处是在针对毛泽东的。就是连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也看出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说的具体些，我张春桥就没有那个本事把这些出生人死的老将帅们整得死去活来，也不可能给他们定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一句话，我没有那个权力！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至七日凌晨，也就是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前夕，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政协礼堂三层休息室里接见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表王洪文等人。他们一个绝妙的谈话。王洪文对他俩说：“赤卫队和国绵十七厂的一些人要造张春桥同志的反，说张春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是叫我负责。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是胡闹，不要理他们。”
王洪文说：“他们已经来到了北京，要找周总理告你。”
张春桥哈哈笑道：“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来告我们，我们也不怕！”王洪文说：“当前运动可能有反覆。我们也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依然笑道：“你们不要把他们估计过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说：“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在任何时候，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嘛。尽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他们占了多数。但是，他们是因为群众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一旦了解了情况，就会迅速反戈一击，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中央是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这一点，我们的毛主席决心已经定了。不管到了任何时候，这种斗争也是非要进行到底不可。我想我们的同志们已经也应该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王洪文说：“这个我们早就感觉到了。”
张春桥这时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小伙子将来会有大的出息，但是他看到了，他是绝对不会寂寞的。他的脱颖而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那时的不怕，是因为他们有毛泽东的强而有力的支持。现在这个巨人已经永久地倒下去了，所以中国一下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教训还轮得上我们这一代人吸取吗？张春桥在问自己，也似乎在问所有的人。
这就是张春桥的心思。
第十九章 他总是在散步 没完没了地走
张春桥回到监房后，在床上刚刚休息，医生和护士走了进来，他们打开量血压的机器，就要给他往胳膊上戴，那个医生想要说什么，被张春桥粗暴地打断了：“请你不要和我说话，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我已经很累了，现在什么样的医疗都是多余的。我最需要的是休息。”
医生们并没有使他为难，见他拒绝进一步的检查身体，就草草地结束了他们的例行公事，退出了监房。他们对监管人员说：“张春桥的情绪很特别，需要你们的高度注意。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人有自杀的可能。”
但是，这一回证明医生们错了。他们错误地认识了这样一个对象。
此刻的张春桥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恰恰是想如何活下去？活着如何能看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局面。这次法庭调查，对他的刺激真是太大了。特别是所谓红卫兵代表的蒯大富的作证，使他对当年的一系指示更有了深刻的认识。
“你别看现在的五大学生领袖口号叫得比谁都厉害，他们将来是分化的。肯定会有人经不住考验堕落下去。”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说，“现在他们已经头脑发势，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如果连我的话都不听，那么你们的话就更听不进去了吧？什么人的话会对他们有效，那就是坏人的话他们听起来顺耳。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很大的功劳，学生运动必须要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历史的证明。、如果仅仅是在学生的圈子里钻着，肯定要走向他们自己的反面。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还会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我们。这一点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现在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这个蒯大富，他曾经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没想到他会在法庭上用那一种敌视的语气和嘲弄的语言来说话。这太使他感到意外了。
他曾经研究过这个学生领袖的全部情况：蒯大富生于一九四五年，他的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他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九六三年九月，这个农民的儿子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成为一个大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并发表后，蒯大富也积极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在刘少奇的指示下，以叶林和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不久，蒯大富认为这个工作组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再次奋起，提出了要让工作组滚蛋的口号。薄一波在六月十九日指示说：“蒯大富要赶工作组，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样的牛鬼蛇神跳了出来。我们正好反击。”于是到了六月廿一日，蒯大富在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