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拷问当代中国教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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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而这种谎言与周国平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上述两种谎言外，还有一种谎言与市场经济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原本并不怎么说谎，但自从他做生意以后谎言就多了起来。这种谎言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导致谎言的必然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盛行了上百年了，而这些国家并不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骗子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周国平先生自己都认为；“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比如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受信用……”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日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否诚信，是与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有关。如果在一种人文传统中，诚信被视为人之为本的崇高目标，那么不管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诚信也不会别谎言所取代。相反，假如在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中，伪善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经济都会谎话连篇，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是在于一切经济活动也好社会活动也罢，他的执行主体在一种人文本质上是不是诚信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它必须有一群有效的执行主体，否则这些规则和秩序就是无效的。比如正在此时，就在我书房的窗外，鞭炮礼花正在灿烂地腾空升起，阵阵巨响导致楼下汽车的防盗器鬼哭狼嚎。大家知道，北京早就制定了禁放烟花炮竹的法规。可这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燃放者来说如形同虚设一样。如果说，这些燃放者还冒着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危险，那么你对那些谎言者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谎话连篇你把我这么着？我就一派胡言你又能把我如何？我就骗你把你骗得黑白都分不清谁让你傻呀你让我骗！ 如果我们当下的现实是基于这种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周国平所说的那种规则和秩序就完全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制定一个法律：说谎十次判一年，胡说八道一百次判十年；满嘴胡言者拉出去枪毙。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关系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核心。这就是：假如没有“人的现代化”，那么“四个现代化”由谁来执行？因为缺乏执行主体的任何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好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开放的一个时代，这给“人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时机。
因此，我现在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这种危机实际上早就存在。而现在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是与我们长期缺乏诚信教育有关。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导并予以行为上的严格督促。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从小教育，我们才能改变一种民族的习性，只有靠不断地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来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在入取新生是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特长生”，比如你钢琴弹得不错，给你加50分，比如你是游泳健将，清华大学就入取你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比如你是一个见义勇为者，人民大学给你加 50 分，如果你有着良好的诚信记录，北大就把你收入囊中……此刻，或许已经有人在说，你做梦吧你！ 是的，我确实是在做梦，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学校来教育孩子以诚信为本；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教课书上有很多讲述诚信的故事；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个个都以诚信为荣；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北大清华对那位诚实的孩子敞开大门；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在谎言死亡的葬礼上让诚信来宣读悼词……
第五章 一个被谎言围剿的民族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我认为，诚信与不诚信，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某种天性的成分。这里所谓天性是指：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长期生存的人所形成的诚信或不诚信；另外一种就是环境变迁，当一种社会发生变迁之后所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环境，由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导致了人的价值观的改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诚信或不诚信。就这两种诚信与不诚信来说，我认为，目前中国人普遍地缺乏诚信，更多的是属于第一种。即天性中的不诚信。它与什么市场经济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某些地域，甚至是十分
偏僻的农村，说谎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相传。在很多时候说谎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最可怕的一种不诚信。还有一种也是属于天性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如果换句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要面子”。一个人为了要“面子”是什么谎话都会说出来，这是我无论在当记者的时候还是做生意的时候，感触最深的一点。这种谎言一般没有太大的恶意，但却经常防不胜防。而且搞得你狼狈不堪。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你想请一位朋友去看电影并说好晚上七点在电影院门口不见不散；你这位朋友其实并不想去但她却告诉你，晚上我要陪我妈去医院看病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如果能赶回来的话我一定去。于是，你从六点半开始就等在电影院门口了，一直等到快七点了你那位朋友还没来，于是你就给这位朋友打手机但手机关机。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正当你心急火燎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你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告诉你，Hi；我妈的病有点麻烦了，我还得陪她做检查，晚上我就去不了了，抱歉，拜拜！ 于是电话挂了，里面传来“嘟嘟”忙音。此时，电影已经开场，眼看着别人都进去当《英雄》了，只有你孤零零的站在幽黑的路灯下像傻子一样。而此刻，你的这位朋友却正在家中舒适地躺在沙发上，磕着瓜子，喝着龙井，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她那位“病得不轻”的母亲正坐在她身边为她织着毛衣……
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而这种谎言与周国平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上述两种谎言外，还有一种谎言与市场经济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原本并不怎么说谎，但自从他做生意以后谎言就多了起来。这种谎言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导致谎言的必然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盛行了上百年了，而这些国家并不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骗子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周国平先生自己都认为；“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比如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受信用……”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日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否诚信，是与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有关。如果在一种人文传统中，诚信被视为人之为本的崇高目标，那么不管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诚信也不会别谎言所取代。相反，假如在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中，伪善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经济都会谎话连篇，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是在于一切经济活动也好社会活动也罢，他的执行主体在一种人文本质上是不是诚信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它必须有一群有效的执行主体，否则这些规则和秩序就是无效的。比如正在此时，就在我书房的窗外，鞭炮礼花正在灿烂地腾空升起，阵阵巨响导致楼下汽车的防盗器鬼哭狼嚎。大家知道，北京早就制定了禁放烟花炮竹的法规。可这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燃放者来说如形同虚设一样。如果说，这些燃放者还冒着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危险，那么你对那些谎言者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谎话连篇你把我这么着？我就一派胡言你又能把我如何？我就骗你把你骗得黑白都分不清谁让你傻呀你让我骗！ 如果我们当下的现实是基于这种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周国平所说的那种规则和秩序就完全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制定一个法律：说谎十次判一年，胡说八道一百次判十年；满嘴胡言者拉出去枪毙。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关系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核心。这就是：假如没有“人的现代化”，那么“四个现代化”由谁来执行？因为缺乏执行主体的任何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好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开放的一个时代，这给“人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时机。
因此，我现在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这种危机实际上早就存在。而现在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是与我们长期缺乏诚信教育有关。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导并予以行为上的严格督促。我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