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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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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国际上投资者日益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态度在地产业投资上最为突出。因为地产业的投资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趋迫近就使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不仅使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英国政府做出了这样的一种估计:“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    
      因此,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很大。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代表来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于是,解决香港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肩头。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2)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1977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1977年7月30日,能容纳8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8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10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5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5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75岁的邓小平把1979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20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1978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1970年出任英国首相,1974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1972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1974年5月25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8年后的1982年4月6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15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3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1979年3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1997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3月24日至28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将于1997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1997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29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1997年只有18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1997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1979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1997年的限制和取消1997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国国会代表团等。他们无非就是迫切地表达一个意思: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问题着急,希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一个维持香港现状的办法。而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香港,希望能够永远获得对香港的管治权。但无论谁来,中国领导人只有一句话:请放心!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在1982年3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50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政策,邓小平也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    
      而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托来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国政府已经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将按这种思路解决香港问题。”    
      希思听到邓小平这么肯定,心中为之一震,急忙问道:“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中英双方的协议。”    
      邓小平毫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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