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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奥林匹克回忆-第3章

小说: 奥林匹克回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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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倾听、了解了比赛中的细节。这场世界性的胜利在加泰罗尼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旱冰球运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把我引入了奥林匹克的殿堂。我和国际奥委会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我所在的西班牙人皇家体育俱乐部参加了在瑞士蒙特勒举办的国际旱冰球友谊赛。在那里我和国际旱冰球联合会的秘书长奥托·马·约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随后被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任命为奥林匹克组织的大总管。奥托是一家位于圣弗朗苏瓦斯广场的珠宝店的老板,这家邻近洛桑王宫酒店的珠宝店现在仍由他的儿子经营着。奥托一直认为我应当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员,而事实是,当时对我来说这似乎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已。    
    1951年,在埃及城市亚历山大举办了地中海运动会。这是一项由环地中海国家参加的大赛,它的第二届赛事于1955年在巴塞罗那举行。这一年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就我的个人生活而言,同年的12月1日我和心仪已久的碧蔚丝走进婚姻的殿堂。而这一年,在我作为体育运动领导者的职业生涯中也同样重要:我当选为省议员以及巴塞罗那议会体育委员会的主席,并且接受了第二届地中海运动会组委会对我的任命。这项赛事是巴塞罗那面临的第一次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挑战,而通过此次比赛我也获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认识和接近了世界体育运动的领导者们。在第二届地中海运动会期间,我有机会和很多位莅临康达尔城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奥委会副主席之一的法国人埃米利·马萨尔德、曾担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弗朗苏瓦斯·皮特利、黎巴嫩人加布里埃尔·赫马伊尔、埃及人默哈    
    麦德·塔赫·帕查、希腊人博拉纳奇等,他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一再地鼓励我向奥林匹克组织靠拢,并且肯定我的激情和新的理念可以为奥林匹克事业做出独特的贡献。     
    1954年,我通过体育这条途径进入了巴塞罗那市政府工作,成为主管体育工作的市领导成员。我当时已经是国际旱冰球联合会副主席和西班牙国家旱冰球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一切得益于西班牙队在世界旱冰球大赛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和我同一天当选的还有:纳尔西斯·德·卡雷拉斯、圣地亚哥·德·克鲁伊列斯和圣地亚哥·乌迪纳·马尔托雷利。虽然那时我在大赛组委会的职务仅仅是个副秘书长,但我在市政府主管体育方面的工作,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工作紧张而又繁重。第二届地中海运动会杰出的组织工作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各项赛事最终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它让我被世界体育界所了解,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高层。我表现出来的建立有效工作的组织能力、领导才能、坚强的毅力、外交手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一句话:我富有组织才能。    
     在组织工作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市政府的高级官员安德雷斯·埃斯皮诺斯,此外是负责交通的阿尔瓦罗·马塔莫罗斯和主管食宿的赫·塞瓦略斯。地中海运动会在体育设施方面也给巴塞罗那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首先是列伊达大街上至今仍在使用的体育馆;此外还有对蒙锥克奥林匹克运动场的首次翻新工作。这座为人们所熟悉的运动场建于1929年的世界博览会期间,当时巴塞罗那希望获得193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当时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本该于1931年4月通过投票方式确定巴塞罗那的申办请求,但由于新共和国(第二共和国,译注)的成立使得许多委员放弃了对巴塞罗那的支持。对于那些手握投票权的委员们来说,蒙锥克的游泳馆和奥林匹克运动场是两个有巨大影响力的重量级设施,巴塞罗那用事实而不是空洞的许诺和言语来表明它对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渴望,但这一切努力后来都成为徒劳。     
    这座于1928年完工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直到1992年才真正被赋予了其奥林匹克的涵义。但    
    是人们在运动场的设计上产生了偏差,使得它的直道长度达到了200米。实际上200米赛跑的长度是应该包括弯道的,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这样观众离中央运动场过于遥远,尤其是那些位于球门后面的观众。所有这一切使得运动场因为距离远而变得冷清。之后,运动场被用作收容1962年法耶斯地区洪灾的难民,直到70年代贝尔纳特·皮科尔奈伊游泳馆建成后才重新具有了体育运动的意义。当时在这座游泳馆举办了欧洲游泳冠军杯赛。    
    


第一章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2)

    我们对第二届地中海运动会做了多方面的创新工作,并且极大地改善了它的举办条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记者卡洛斯·帕尔多设计的富有神奇色彩的圣水仪式。他建议在运动场的看台上建造一座喷泉。它的水源采自地中海,就像奥林匹克圣火所具有的意义一样。传递者们手捧一个特别的容器对圣水加以传递,最后一个传递者的荣誉被授予了田径运动员塞巴斯蒂安·洪克拉斯。圣水采自埃姆布列斯海岸,直到很久以后的1992年类似的仪式(巴塞罗那奥运会,译注)才得以再现,但这一次是真正的奥林匹克圣火。它的火种采自在奥林匹亚山的赫拉神庙前举行的取火仪式。    
    圣火的火种一直被传递到很久以前古希腊人的殖民地:西班牙布拉瓦海岸。巴塞罗那通过在    
    这届地中海运动会举办中表现出来的创意和它完美的组织工作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在科尔迪霍举办的一次晚宴上,人们再一次提出:巴塞罗那已经表现出了举办奥运会的能力。从那时起,大家已感觉到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事实。    
    参加这次盛会的奥委会委员们对我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和祝贺,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我应当向国际奥委会靠拢,我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奥林匹克组织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坦白地说,实现这个梦想的愿望在我内心深处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也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变为现实。    
    我当时是西班牙国家奥委会的副主席,这样的身份使我能够和国际体育界保持密切而经常的    
    联系,并且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国际奥委会的现状。作为西班牙代表团团长,我参加了195年科蒂纳丹佩佐的冬奥会,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西班牙队在旱冰球比赛中取得了一枚宝贵的    
    铜牌)和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实际上我第一次登上奥林匹克舞台是作为记者参加1952年    
    赫尔辛基奥运会。我当时的新闻报道发表在由安东尼奥·桑切斯主办的《新闻报》上。之后桑切斯和他的妻子共同创办了现在仍很受欢迎的画刊《你好》。在那一届奥运会上有两位伟大的运动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芬兰人帕沃·努尔米,在这届奥运会上他作为火炬接力的最后一位运动员负责点燃主火炬。这位芬兰的民族英雄有他辉煌的荣誉史:他作为一名杰出的田径运动员在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上摘取了三枚金牌一枚银牌;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一举夺得五枚金牌;之后又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取得了一金两银的好成绩。他也因为违反了非职业化的准则而被禁止参加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今天在洛桑奥林匹克纪念公园的一棵大树下矗立着帕沃·努尔米的雕像,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雕像是芬兰国家奥委会捐赠的复制品,原作由芬兰雕塑家韦诺·阿尔托内斯创作,安放在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场内。    
    另一位伟大的运动员是在1952年奥运会上取得成功的捷克人萨托佩克。我有幸代表《新闻报》记者的身份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在这次大赛中一举囊括了5000米、10000米和马拉松比赛的金牌。他是那次被称作“世纪长跑”的比赛中惟一的领跑者。在5000米比赛中前三名选手都打破了奥运会记录。而在马拉松比赛中,当萨托佩克进入运动场以第三枚奥运金牌获得者的姿态跑完最后一圈时,全场观众一起高呼他的名字“萨托佩克!”当时的场景令我终身难忘。我发现自从我在运动场看到那一幕的时候起,我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有了与以往不    
    的认识。     
    8月15日是这一届奥运会的闭幕日。从早晨开始就刮着大风,天色阴暗,一整天都被坏天气笼罩着。那一天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瑞典人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结束了他的任期,新任主席埃弗里·布伦戴奇接替了他。布伦戴奇以30票对17票战胜了另一位候选人伯利当    
    选新一任主席。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布伦戴奇在我体育运动领导者生涯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国家体育运动代表团通知我:为了抗议苏联军队对匈牙利的入侵,西班牙政府决定抵制这一届奥运会。上级给我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即使以个人名义也不能参加这届奥运会。我记得只有一个西班牙人即水球裁判巴塔列参加了那一届奥运会的赛事。他途经法国,最终出现在国际游泳联合会的代表团行列中。他曾问我是否应该参赛,我鼓励他说:“去吧,不要去问其他人应该怎么做。”     
    然而在11月22日那一天,也就是墨尔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和一群最忠实的朋友们在蒙锥克山上升起了奥林匹克五环旗。他们是:我直至今日的合作者、记者安德雷斯·梅尔塞·瓦雷拉,巴塞罗那市的议员何塞·玛利亚·瓦列斯,记者路易斯·梅嫩德斯等人。我们一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那项我们完全无法同意的政治决定。我一直认为对于西班牙的体育运动而言,没有参加墨尔本奥运会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因为姑且不说政治抵制,我们当时有望在三个项目上夺得奖牌。在体操方面我们有极具竞争力的华金·布鲁梅,此外还有投掷目的运动员莱昂和后来成为电视工作者的米格尔·德拉夸德拉·萨尔塞多。萨尔塞多是标枪投掷方面的专家,他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投掷方法,那就是先像扔铁饼的姿势一样在原地转圈,然后标枪脱手而出,这样标枪就获得了巨大的势能,比用传统投掷方法掷出的距离远了近十米。这种投掷方法仅需要一桶作为润滑液的肥皂水就足够了,是巴斯克一名叫做埃劳斯金的标枪投掷运动员首先采用的。在墨尔本奥运会之后,国际田径联合会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禁止继续采用这种投掷方法。其实可以采用类似链球投掷时在场地周围设置    
    栅栏的方法来保护运动员。当时,我再一次感到西班牙在世界体育界人微言轻的地位。我坚持认为缺席墨尔本奥运会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参赛的话就有可能获得奖牌,可以增强西班牙的体育地位,同时也可以确认我的“抵制只会损害运动员〃理论的正确性,因为抵制的决定使得运动员多年的准备化为泡影。     
    我作为体育代表团的领队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在我肩负巨大责任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使我能够更加细致地了解奥林匹克大家庭里方方面面的情况。我把成为国际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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