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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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难聘高素质技术工人”已成为近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从２００３年初开始，教育部与有关部门、行业组织，对我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中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实际需要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结果表明，我国在数控技术、计算机运用、汽车维修和医药护理领域人才缺口最大。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还需要培训数十万数控技术应用领域的操作人员、编程人员和维修人员；全国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以每年百万人的速度增加；随着汽车招聘普通工人的专柜保有量的大幅度上升，全国汽车维修行业每年需要新增３０万从业人员；在医疗医务领域，我国医生与护士的比例为１∶０．６１，而世界平均比例为１∶２．７。按照到２０１５年我国医护比例达到１∶１进行规划，我国每年需要培养各层次护士１５万人。
不但中国紧缺护士，国外也缺，美国每年就缺少１０万人，它看重中国这里的护士资源，就把考场设在北京，现考现招。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０日，来自于全国各地近１００名考生，在北京翠宫饭店的大宴会厅参加了ＣＧＦＮＳ考试（美国护士资格考试）。
一位来自于美国ＡＭＧ医疗机构的董事长大卫？艾斯默森先生这样对中国记者说：“虽然美国现在有近２６０万的护士，但至少每年还缺１０万人，需要从菲律宾大量引进。美国卫生部护士局认为，到２０２０年，美国护士短缺将达到５０万人。可以说，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护士输出市场，而中国恰恰是具备这种资源的国家。”如果具有了美国护士资格，就可以直接申请美国移民，而且，如果在美国取得注册护士的资格，就意味一下就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那么，既然菲律宾能够不断培养美国适合的护士人才，中国为什么就不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菲律宾手中争夺这个市场呢？
让我们看一看报考的条件就明白了，只要有中国政府认可的护理专科学校学习２年以上、具有中国政府认可的护士执业证书，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文凭就行了。当一名护士，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关键是语言，这个难题并非是中国人独具的，菲律宾人当美国护士也需要培训英语。因为有很多语言和表达方式需要到具体的环境中去学习。
在大街上揽活的民工们这种专业水平，是几乎每一个具有初中、高中学历的中国青年再努力一下就能够达到的。当这些年轻人达到了这个条件之后，或者说考上了美国的护士资格之后，这个人的命运就全变了。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工资方面的比较：
在中国做一个普通工人（这里是指民工）：每月工资８００元人民币，每年１万元。
在美国做一个注册护士：第一年收入大约每小时１６美元，以后会逐年增加，如果工作５年以上，其收入大约每小时３０～３８美元，这还不包括小费。如果当了护士长，平均年薪将超过６万美金。
假设一个护士每年挣得５万美金，折合人民币是４１万元左右，这就是说，只要我们的民工能够提高那么一点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他在美国干一年护士相当于在中国干４１年的普工。
在这里，文化和知识已经直接等同于金钱，不，还不是呈线性的等同，而是呈非线性的增长。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也看到了。不久前，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等六部委出台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这个规划的目标是：“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１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５００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５０００万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５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３０００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２亿多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
深圳劳动力市场信息栏这个规划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今后农村劳动力每年要向城镇转移１０００万人。在这个大框架下，目前已紧接启动了人才培训工程，要在２００７年前向相关专业领域输送１００万毕业生。
为解决劳动力市场技能型人才紧缺的问题，六大部委于２００４年春联合启动“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工程”计划在全国选定５００多所职业院校作为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训基地（其中高职院校２５０多所，中等职业院校３４０多所）；全国各地１４００多个企事业单位将与学校合作，进行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２００７年前要向相关专业领域输送毕业生１００万人，为相关专业领域提供短期技能培训３００万人次。
即使如此，对于如此众多的民工而言，仍不过是杯水车薪。输出民工的大省、接受民工的企业，都必须作培训民工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民工应当有自觉学习专业技术与技能的渴求——民工必须自己解救自己！
● 三个和尚没水吃，八个住持呢
改造民工本身的素养固然重要，改造管理这些民工（农民）的当官者的素质更加重要。
中国生态环境的污染，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中国人，必然会受到环境的“报复”。
环境的恶化显然是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但是还有一个“环境”，却常常被我们忽略，那就是包围着民工们的社会环境、当官者造成的管理环境，或许，这个环境比生态环境更加糟糕。
对于中国官场来说，２００４年４月是个残酷的季节。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多名高官因为不同的责任事故相继引咎辞职，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如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市长张仁贵和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祥；又有大型国企的当家者，如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和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等。至于被撤职、查办、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的中下级官员，初步统计至少有百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辞职和撤职浪潮，在中国当代行政史上是空前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使国家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是每一起事故中都有十几甚至几十人的伤亡，这些血淋淋的数字后面都会有一个注脚——他们是民工！民工！民工！
在重庆开县的井喷事故中，２４３人中毒身亡，数百人受伤住院，而川化集团违规技改导致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让中下游百万群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３亿元以上。现在来看，凡是如此重大的责任事故，凡是如“铁本事件”这样的大量土地流失事件，都不是一两个官员失职、受贿造成的，它是各个职能部门“一条龙”失职的结果，领导、审批、审计、建设、管理、监督、金融、工商、税务，几乎没有哪一个部门没有贪官，没有哪一个部门没有尸位素餐、睁一眼闭一眼的人在，整个管理环境如同生态环境一样恶劣，已经成了不容否认的事实。
为官者不负责任是一个原因，为官者太多是另一个原因，而太多的为官者由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指向，自己的亲恩仇快，他们又为着个人利益相互争抢着、窝里斗着，形成了理不清、扯不断的极其复杂的“官网”，我们的农民、民工就被笼罩在这张网下，这就是无谓的工伤事故不断增长的成因。
据历史资料，我国历代民与官的比例，西汉时是７９４５∶１、东汉时是７４６４∶１、唐朝时是２９２７∶１、元朝时是１６１３∶１、明朝时是１２９９∶１、清朝末年是９１１∶１、我们现在是６７∶１。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供的数字说：１９７９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２７９万人，到１９８９年扩大到５４３万人，１９９７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８００万人。据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高达１３１６．２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民、官比例还在不断缩小。近１０年来，民、官比例已经缩小到４０∶１。例如，安徽泰和县１９９４年财政供养人员１０２７６人，到２０００年扩大到１３６７６人，6年时间增加了３４００人，增长３３％；湖北襄阳县１９９３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１６６６７人，２０００年达到３４６９９人，7年时间增长了１倍还多。
任玉岭委员说，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只有三级政府，而我国则是少有的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体制之复杂，层次之繁多，机构之臃肿（每级政府中还有五套班子），世界罕见。
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民工们“我们一个３０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１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５０００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一般是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站、财政站、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的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１０００人。
“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要盖办公楼、住宅楼，要购买汽车和手机等。这些财政供养人员已经发展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与农民争利。他们中有些人要吃、要喝不能满足时，既得利益不能保证时，贪心不能实现时，他们就要乱收费、乱罚款。只要有这么多的人存在，‘三乱’就不可能避免。如果百姓起来反对他们，他们又会用手中的权力镇压百姓。
“无数活生生的例证，甚至是血的事实证明了县、乡机构的膨胀，不仅给广大百姓带来了负担，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
这位政协委员是在２００４年的两会期间说这番话的，讲得极其到位极其深刻。但是他还有一点没有讲透。那就是“三个粒子碰在一起就产生混沌”。官愈多，官的素质愈差，官与官之间的相互“碰撞”、“摩擦”、“推诿”、“扯皮”就愈加厉害，自我消耗就愈加厉害，这些摩擦与扯皮，都是以民众的利益损害为最终结果的。加上他们的水平极低与胡来，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处理好的事件、案件却处理得极其糟糕，以至后遗症无穷无尽，反而损伤了政府与为官者的威信。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７月１６日（２００４年）播出一个案例：
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的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