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画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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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毅与弘兼有的人，他专心致志于戏剧艺术，抓得紧，一步不肯放松，但同时又能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兼收并蓄，故他一直受人敬重和爱戴。
梅兰芳在20世纪30年代由北京迁到上海后，除去演戏外，与各界的朋友，也时有聚会。在这些友人中有许多与他同龄，即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生人，1943年正好五十岁。于是这年中秋，经郑午昌、梅兰芳、吴湖帆三人倡议成立“千龄会”。共20位友人参加。当日聚会于上海榕园，召开了一次“甲午同庚千龄会”。他们是：梅兰芳、蔡声白、陈少荪、秦清曾、张君谋、孙伯绳、周信芳、陆兆麟、席鸣九、张旭人、徐光济、李祖夔、吴湖帆、范烟桥、杨清磬、汪亚尘、陆铭盛、郑午昌、章君畴、汪长。这些人中有演员、画家、诗人、医生、实业家、银行家等各界名流。千龄一席，欢聚在名园，吟诗作画，畅叙友情。虽年已过午，仍互相勉励，克服忧患，展望未来。
这次聚会有一张合影，至今已有六十年，尚保存完好，更弥足珍贵的是照片上的梅兰芳唇边还留着胡须，清晰可见，是为历史见证。
抗战胜利 重登氍毹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出了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梅兰芳的挚友、学生们听到盼望已久的喜讯，纷纷来到梅家看望。
梅兰芳隐居八年，在极其恶劣环境中，保持了他个人的清白，同时维护了中华民族艺术家的尊严。但是对于他来说，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多大的损失，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过着生活，当胜利到来的时候，梅兰芳高兴已极，自觉年轻了许多。在客厅里当着来访的客人，梅兰芳手中拿着把折扇，遮住了自己脸的下部，然后把扇子往下一撤，露出了八年前的面目，不但春风满面，唇须也剃干净。穿着灰色的西装，绛红的领带，雪白的衬衫，黑亮的皮鞋，连花色的袜子也是新的。他对大家说：“八年来没有穿过新衣新鞋，现在比小孩子过新年还要高兴。”梅兰芳平常为了保养嗓子，说话的声音柔和偏低，今天却提高了调门，而且笑出了声。五十岁的人，竟笑得像年轻人那样天真。
梅兰芳要演戏了！吊嗓子、练身段，他每天兴冲冲地忙着，这种心情，使他想起在科班中初次登台时的情景，一方面是害怕，一方面是欢喜。那种兴奋竟是这样的相像。八年了，长时间的荒废，总是憋着，因为怕人听见，连吊嗓子的机会都没有。胜利后，当他试着向空气中送出第一句唱词的时候，是唱了《女起解》的散板和一段［反二黄］。那心情愉快真是无法形容，欣喜四十年的功夫还没有忘记。但是毕竟八年没有这样唱了，梅兰芳感到生疏，也觉得使不上劲，异常吃力。但是他想这不会成为问题，因为这一次要登台，为了抗战的胜利。
梅兰芳为了重登舞台，下了很大功夫，决心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他每天在家吊嗓、练功。并亲自到地下室里仔细检查戏箱，做好演出的各项准备。
日本投降两个月后，即1945年10月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庆祝会，在上海兰心剧场和程少余演出了《贞娥刺虎》。这是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八年之后第一次登台。尽管嗓音不够理想，身段不够自然，但是观众不断的掌声与激动热烈的气氛，足以说明人民群众对这位爱国艺术家的无比热爱和尊敬。
庆祝胜利的演出刚一结束，沪上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梅兰芳公演的呼声日渐高涨，时刻震动着他的心。梅兰芳又何尝不想早日和观众见面呢？但由于抗战刚刚胜利，交通尚未完全恢复，梅剧团的大部分演员还在北平，不能立即南下，如何演出呢？幸好姜妙香、俞振飞和“传”字辈的几位演员以及昆曲场面都在上海，演出昆曲剧目还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俞振飞亲自召请“仙霓社”“传”字辈的昆曲演员和场面，同时又请了夏声剧团和上海戏校“正”字辈的青年演员助演，并请电影导演费穆代为租定美琪电影院，还请他担任舞台装置和灯光设计，大家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支持梅兰芳的演出。
那时候昆曲已呈衰落之状，有人担心这次演出营业会不佳，没想到预售戏票时，三天的票一抢而光。观众也不挑戏码，一致声称只是要看看八年不唱戏、刚剃了胡子的梅兰芳，有些外地赶来的人还向售票员一再请求，无论如何卖给他们一张票。第一天开演前，美琪电影院门口仍聚集了无数观众，有的等退票，有的询问后三天戏的售票时间。
这一期的演出，三天共演了《刺虎》、《断桥》、《游园惊梦》、《思凡》和《奇双会》五个昆曲剧目。每场演出，戏院门前都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天，街头巷尾都能听到梅兰芳的名字。百姓议论梅兰芳，不仅为他重登舞台而欣喜，更主要赞叹他蓄须明志的高尚品德。同时对他虽然息影八年功夫仍不减当年，佩服不已。往往散场后，观众均不肯离去。
唱到第三天时，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 通知剧院，说；“蒋委员长、蒋夫人、孙夫人当晚要来看戏，还要和梅先生见面谈话”。当晚，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按时来到戏院。院中楼上的五个包厢坐满了便衣侦察队。梅兰芳唱完《刺虎》后，换上西服偕夫人福芝芳及儿女梅葆玖、梅葆玥在楼上休息室与蒋介石等人见了面。蒋介石握着梅兰芳的手说：“你是爱国艺术家，今天可称幸会。”宋美龄在一边插话道：“梅先生，你能坚持不为敌伪演出，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刺刀的演员，给中国人长了志气。”随着蒋介石从衣袋里拿出一张信纸大小的宣纸，展开递给梅兰芳。纸上写有四个大字“国族之华”，上款为“兰芳博士惠存”，下款是“蒋中正”签字还盖有印章。梅兰芳接过，连声道谢。
这三场戏的演出，由于均是昆曲，梅兰芳为了恢复演出京剧，特约请著名琴师徐兰沅和王少卿以及萧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王少亭、李春林、姚玉芙、王琴生等老友由北平到沪参加演出。1946年4月梅兰芳重新组班，在上海南京大戏院正式公演了传统京剧《宝莲灯》、《汾河湾》、《打渔杀家》、《御碑亭》、《四郎探母》、《武家坡》和《宇宙锋》、《抗金兵》等剧目。演出期间，戏院门前是车水马龙。场场爆满，戏院经理预先想出一个办法，用霓虹灯做了一个“客满”的大字牌，晚上人们老远一看就知道了。从此，其他剧场也有仿效，这也是梅兰芳登台重演后的一个创举。
每次演出后，在剧场后门总是拥挤着不少热情的观众，争相看他的真面目，最多时达数百人，警察在旁边阻挡，维持秩序。
梅兰芳便说：“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欢迎我，才来等我，况且他们看完戏已经够累了，还等了我半天，应当谢谢。”所以当他从剧场出来之时，他总要向等候的观众举手打招呼，大家也自动让出一条路来，在一片鼓掌欢呼声中，送梅兰芳登上汽车。
社会活动·国际交往心向观众 为民服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还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并于1951年携带家人由沪迁回北京。在国务院为他安排的西城护国寺街一所住宅定居。
进京后，梅兰芳的社会活动极为繁忙，除去参加各种会议及集会。1952年末就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代表大会。回国途中还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在莫斯科作了短暂的停留。
尽管梅兰芳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频繁，但他内心钟爱的仍然是京剧表演。1953年初从苏联回国后，2月就到天津工人文化馆演出。接着就到石家庄专区礼堂演出二十天，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位从几十里外来看戏的农民，排队买票，一连四天还未买到。带来钱也花光了，只想要张戏单带回去纪念。梅兰芳听说后，非常感动，便设法找到了一张戏票送给这位农民看了一场戏。
3月到5月梅兰芳又赴上海演出六十场左右，剧目有传统和新编京剧及昆曲等。当时担任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戏曲片的导演吴祖光和有关工作人员，观看了所有演出，并着手研究制片工作。
10月至11月梅兰芳参加了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副总团长。慰问团到平壤后，第二天晚上，就在地下剧场演出了《霸王别姬》，金日成元帅观看了演出。在朝鲜慰问演出的日子里，梅兰芳与马连良、周信芳等艺术家深入各地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有一次演出时，有两位炊事员因工作离不开没有看到梅兰芳演唱，深感懊丧。梅闻讯后特为这两人清唱了一段《玉堂春》。11月中旬慰问团从朝鲜回国后，又在丹东、沈阳、锦州等地，为归国的志愿军演出。
1955年4月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为梅兰芳和周信芳举办了舞台生活五十年的纪念活动。大会向他俩颁发奖状。梅兰芳致答词，题目是“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纪念晚会上梅兰芳、周信芳合演了《二堂舍子》和《打渔杀家》。
《梅兰芳舞台艺术》戏曲片摄制组于1955年初正式成立。随即进行拍摄和录音，剧目是《宇宙锋》、《断桥》、《霸王别姬》、《洛神》和《贵妃醉酒》。直至12月底完成拍摄。
1956年初梅兰芳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后，应故乡泰州市各界人民的邀请，从南京到达泰州，为家乡父老兄弟演出了五场梅派代表剧目。其后，又到扬州，在市工人文化宫演出《奇双会》等六出戏后返京。
1956年梅兰芳访日归国后，下半年又在上海、南昌、长沙等地演出。年末，到中南海怀仁堂演《抗金兵》一剧。在前排就座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领导，他们是陪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一同观看的。
1959年梅兰芳除去排演《穆桂英挂帅》外，还拍摄了《游园惊梦》电影，由俞振飞和言慧珠等配演。
1960年和1961年，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班示范演出了《游园惊梦》；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表演了《穆桂英挂帅》。
综观梅兰芳从解放初期到他去世的十来年里，除去为有关各种晚会和庆典演出，再有赈灾义演外，一直没有停止过营业戏的演出。他自己曾经做过比较，解放前只是到过几个大城市演出，而解放后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十七个省市。在所有演出活动中，绝大部分观众是工农兵群众。他们均是过去渴望看到梅兰芳的演出而不能实现。如今能亲眼观看，无不喜出望外。而梅兰芳已逾花甲之年，各地奔波演出，这种心向观众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崇敬。
三赴日本
梅兰芳一生中曾三次东渡日本。把中国人民的情谊和民族艺术，带到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