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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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在伊朗1953年政变中的角色，美国国防部军事援助局局长在1954年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在政变）几乎就要失败时，我们违反了我们的常规，采取了一些行动，其中之一就是立即（向伊朗）军队供应物资……他们手中所持的枪械，他们所乘的卡车，他们驾驶着穿过街头的装甲车以及他们借以进行指挥的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完全是以军事防御援助计划的方式供应给他们的……如果没有这项援助计划，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可能现在还在掌权。”〔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66页。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当时伊朗事态的关注，他说在政变初始遭遇挫折时，“我们并没有停止试图挽回这个局势。我每天与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进行商谈并阅读我们驻在当地的代表的报告，他们正与国王的支持者一起积极工作”，“在这个危机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为支持国王作了它一切能做的事。”〔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译本），三联书店，1978，第195、196页。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没有美国的积极涉入，扎赫迪和其他伊朗势力难以取得这次政变的成功，至少不会这样轻易地取得成功，这也难怪巴列维国王返回德黑兰后对科尔米特感谢说：“我把我的王位归于真主、我的人民和我的军队——还有你。”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前引书；p199政变之后的数年中，伊朗国王对科尔米特礼遇有加，科尔米特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伊朗四、五次，也常向美国决策当局转达巴列维国王的口信或书信，也经常在美国发表一些有利于伊朗国王的言论。洪秀菊：《危机：决策、处理、谈判——美伊人质危机个案》，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第70页。
美国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主要是基于防范苏联的目的，在科尔米特提出的长达22页的“阿加克斯”行动报告中，在其所著的《反政变》一书中，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占据了他的很大一部分视线，诸如“苏联的威胁的确存在，而且会有立即的危险”、“摩萨台和人民党联合行动”、“摩萨台越来越依赖苏联”、“苏联支持人民党，人民党支持摩萨台”等字眼随处可见。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前引书；pp2；3；11对于科尔米特的上述观点，美国国务院有些人在1953年就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当时伊朗并没有受到共产党颠覆的威胁，而且人民党虽然与苏联相当接近，但是与摩萨台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糟糕。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摩萨台曾在1949年视人民党为非法政党，1951年人民党支持的示威游行也遭到摩萨台政府的镇压；再则，人民党对摩萨台与美国接近也非常不满，对摩萨台拥有大量地产也是颇有微词，这样看来，摩萨台和人民党怎么会结成同盟呢？另一方面，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撒手人寰，苏联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正忙着政权交接，也很难对局势并不明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更何况伊斯兰化的伊朗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本来就心存疑虑，再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俄国人的戒备心理，苏联要想在伊朗有所图谋也是非常之难的。说到底，美国因为恐惧苏联对伊朗采取行动而要在伊朗发动政变的主张是不恰当的、也是多虑的。洪秀菊：《危机：决策、处理、谈判——美伊人质危机个案》，前引书，第43～44页。
美国与伊朗1953年政变伊朗政变对伊朗以及美伊关系的影响
政变对伊朗的国内政治产生的即时后果就是继任的扎赫迪政府对一切反对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摩萨台及与其联系密切的同事或遭到逮捕，或被迫躲藏起来；一些可疑的人民党驻地遭到搜捕，一些报纸也受到骚扰或被迫停刊，军队和警察对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中出现的零星示威也给以强势打压。到9月底，大约有1400多人遭到逮捕，到年底至少又有700人入狱，大约有3000名被控与人民党有染的政府职员被解雇，武装部队也清洗了一批可疑人员，一些反对新政府的部落也受到严重打击。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前引书；p86作为被推翻的对象，摩萨台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至死都被软禁在家中，而摩萨台政府的外交大臣法特米（Husseun Fatemi）则被处决。支持摩萨台和民族阵线的民众或逃或散，民族主义力量因此大受损害。
政变的另一个后果是产生了一个独裁主义的政权。政变成功后一些参与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纳西里上校晋升为将军，负责创建巴列维的秘密警察组织；扎赫迪出任伊朗首相，其子则成为巴列维的姑爷，后来出任驻美大使这一要职；而在政变初始受挫后驾机把巴列维夫妇带到国外的卡特米（Khatemi）则成为伊朗日后的空军司令，并与巴列维国王的另一女儿成婚。在扎赫迪政府中，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是将军，这也表明当时的伊朗实行的是军人统治，与美国的民主精神是不相符的。新政府禁止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行动，这不仅严重削弱了民族阵线及其附属机构，而且曾经反对过民族阵线的人民党、劳工党和卡萨尼的宗教组织也受到了压制，它们再也没有恢复到摩萨台时期那样的势力和影响。民族阵线和其他那些组织是现代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传统中下层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组织，政变及其后权威政权的巩固大大提高了政府对这些阶层的统治力度，现代中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尝试也宣告失败。
政变的后果之三是埋下了伊朗人民仇恨美国的种子。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先前非常亲近美国的伊朗政府突然采取了极端反美的外交政策，这曾让很多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搞不明白，美国给了伊朗那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帮助伊朗从一个贫困愚昧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可是伊朗竟然反过来仇恨美国，这究竟为什么？其实这时伊朗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可从1953年政变中找到缘由。1953年政变改变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之前美国被伊朗人民看作是自己独立的保障，是自由的化身，是与英俄（苏）截然不同的正义国家，但是这场政变让伊朗人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它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国家。1953年政变推翻的是人民支持上台的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是一个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但可惜的是，在摩萨台时代，这些人并没有像在1979年革命时那样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支持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却被一个独裁政府所代替，人民自是不满。政变后扎赫迪和国王严厉镇压人民大众，使伊朗人民深受其压迫之苦，美国恰恰是这个独裁政权的催生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它理所当然会受到伊朗民众的痛恨。而且，此后重新获得权力的巴列维国王把大笔的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大搞军事建设，“替美国人服务”，充当了美国的傀儡，可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这一切不满在1979年革命时得到总的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伊朗群众为何在伊斯兰革命中及其后都那么痛恨美国了。
虽然1953年政变增加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愤恨，但是就政府层面来讲，此后美伊关系却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仰仗此次政变重新掌权的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感激涕零，之后在外交方向上几乎完全倒向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美、伊也因此建立了事实上的依附关系。对于自己的亲美政策，巴列维有如下辩解：“我们的外交必须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亲眼看到，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并未能阻止列强对伊朗的入侵，每次战争之后，我国都成为外国势力争斗的场所。”〔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前引书，第156页。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伊朗随后几乎完全亲近美国也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选择了。第四章美国和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巩固第四章美国和伊朗巴列维
政权的巩固因为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非常重要，致使美国决策者在1953年策划了一场政变以恢复伊朗的政治稳定。在政变中摩萨台虽然被赶下台，但是此后他与民族阵线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如果新上台的扎赫迪政府不能迅速稳定伊朗局势的话，民族阵线和其他组织会对新政府构成严峻挑战，伊朗的政治动荡还会再次出现。为了巩固伊朗新政府，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使得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到1954年底在伊朗基本建立起来。此后美国又制定了一些旨在增强伊朗长期政治稳定、把伊朗纳入遏制苏联的美国全球战略的策略。到60年代初期，上述种种努力已经把伊朗变为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主要附庸国，而且对伊朗的国内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美国和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巩固1953年政变后美国对伊朗的援助（1）
一扎赫迪政府时期的伊朗形势
1953年政变以后，伊朗国王和新首相扎赫迪需要面对的反对派主要有三个：民族阵线的支持者；人民党；先前脱离民族阵线而倾向于支持政变的高层人士，如宗教领袖卡萨尼等。
虽然政变后大部分民族阵线的领导人都遭到逮捕，但是很多较低层人物和一些支持者仍有相当的影响并从事反政府活动。新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来自加斯盖伊（Qashqai）部落，政变后它仍然坚定地支持摩萨台，在摩萨台政权被推翻后，加斯盖伊部落准备以武力对抗新政府，他们占领了一个政府军营地，并于1953年9月末对色拉子（Shiraz）展开围攻之势。但是因为担心武装冲突会被人民党所掌握，德黑兰的民族阵线领导人要求部落首领撤退，同时在德黑兰的中央情报局负责人也造访部落首领，威胁说如果不撤退就“灭掉”他们。面对重重压力，加斯盖伊部落退却了，对色拉子的围攻也很快解除。在11月，伊朗军队就开始解除这个部落的武装，其首领随后也被迫走上了流放之路。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前引书；p86
另一支重要的反对派力量是民族抵抗运动，这是政变后不久由民族阵线的支持者组成的一个组织，它吸引了大多数民族阵线的继承者。民族抵抗运动不仅出版两份反政府的报纸，而且还组织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例如10月初一次由学生和商人参加的规模比较大的游行，11月初由侯赛因·萨穆希里领导的市场商人的一次总罢市，以及12月初德黑兰大学的学生进行的一些示威游行等。它的每次行动都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一些示威者遭到杀害，数百人被捕，德黑兰大市场的顶棚被掀翻。虽然民族抵抗运动名义上存在了好几年，但是在1953年12月之后，由于政府的强力镇压，它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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