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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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上台时的伊朗状况
伊朗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经过对反对派严厉的镇压以及美国大力的帮助，巴列维政权逐步稳定下来。尽管如此，伊朗国王政权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存在，据估计，当时约有80％近似农奴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50年代中期起，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就连续不断，到1960年下半年，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遍及马赞德兰、阿塞拜疆和吉兰等省。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3页。巴列维的独断专行也堵塞了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宗教界领袖的权力之路，所以他们对巴列维的统治也颇有微词。通货膨胀、土地投机交易、上层人士的奢侈和下层人的艰苦并存，这一切都使得伊朗处于“改革和革命的竞赛中”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957。
那时伊朗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经济结构的虚弱以及国王统治基础的薄弱。当时伊朗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其基础是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封建农牧业，其工业则以轻工业为主，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政治上，民族阵线和人民党的活动有上升之势，宗教势力对政府的敌意也依然存在，国王的支持基础十分狭窄。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前引书，第298～299页。美国媒体也注意到了伊朗的问题，《纽约时报》在1958年1月报道说，“伊朗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这对它的内部安全和中东地区的稳定都是危险的”，“国王越来越独裁，危险是这或许会促使非共产主义反对派投向苏联的怀抱”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1958。
因为国王设计的国家发展计划过于庞大，军费开支也居高不下，有几年石油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上述需求，伊朗只好走上赤字财政之路。1959～1960年伊朗发生饥荒，这又加剧了赤字，导致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扬。在用尽了外汇储备后，国王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申请紧急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伊朗应实施紧缩政策，伊朗政府因此冻结了工资，这导致工薪阶层的极度愤怒，于是他们走上街头进行罢工，并与军队展开了激烈对抗。为了安抚不满的民众，给自己增加一些民主的色彩，巴列维在1959年宣布组建两个政党，一个是代表他的政权的国家党，另一个则是作为政权反对派而存在的自由党，国王任命首相艾克布（Manuchehr Eqbal）领导前者，阿拉姆（Amir Assadolah Alam）领导后者，阿拉姆是国王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伊朗最大的地主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政党都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国王虚假民主的招牌。国王建立政党的举措很可能和美国有关，因为美国希望他们的代理人变得民主些。Richard WCottam，“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in Iran”，Iranian Studies 1； Summer 1968巴列维决定在1960年进行新一届议会选举，而且要在政党竞争的基础上自由选举，这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各国记者纷纷涌入德黑兰。遭到长期压制的、曾在摩萨台时代闻名一时的巴凯这时也利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参加议会选举，他对首相艾克布进行了猛烈抨击，指控他腐败、任人唯亲、漠视法治、粗暴等等，同时也含沙射影地提到外国对伊朗的控制问题，巴凯甚至称首相为“叛国者”。当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先前对选举舞弊的指控似乎得到证实，国家党得到了预料之中的多数票，对选举结果不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面对困境的国王只好宣布此次选举无效，并且免去艾克布的首相职务，让与民族阵线和宗教界关系较好的埃玛米（Jafaar SharifImami）继任之。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 前引书；pp421、422；426～427
需要注意的是，在1960年前后，有些伊朗人对美国没有压制国王实施改革颇有微词，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他们所能看到的腐败和无效率”，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可以“要求（伊朗）政府必须剔除那些腐败分子以及执行法律，否则就不能得到来自华盛顿的帮助”，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向国王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将会得以加速进展，伊朗现代化的步伐也将迈得更快，伊朗因此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定，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美国并没有尽力使（伊朗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实际上他们高估了美国对国王的影响力，虽然美国也的确进行过一番此类的努力，但是它不能以一场政变来威胁国王进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不仅与美国稳定中东的政策相违背，而且还与国王的美国不得干涉伊朗内政的要求相冲突。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6；29，1960
为了缓和局势，巴列维国王在1961年试图放宽他的禁锢政策，他允许自1957年被取缔的民族阵线进行公开活动，解除了粗暴且具有野心的萨瓦克领导人巴赫提亚尔的职务。但是上述举措并没有缓和民族阵线与国王政权之间的矛盾，民族阵线更加强烈地呼吁自由和诚实选举，要求新闻自由和解散萨瓦克。伊朗的不稳定呈加剧之势，正是在伊朗历史的这一时刻，富有改革精神的肯尼迪入主白宫。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政府的对伊政策（1）
一要求伊朗进行改革
1961年，肯尼迪出任美国新一届总统。肯尼迪固然重视美苏冲突，但是也并不认为它是人类一切纠纷的根源，在他看来，既不属于“自由世界”也不属于“共产党集团”的第三世界也非常值得关注。肯尼迪早在1959年就申明了自己对第三世界中立主义的认同，他说：“在非洲，或许也在拉丁美洲，……随着要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也产生了不愿充当苏联的卫星国或不愿同美国拴得太紧的愿望。我们不能不与这种现象共存。”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第387页。肯尼迪还把第三世界看作是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主要战场，针对这一点他在1963年说：“目前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前引书，第387～388页。鉴于此，肯尼迪认为应该支持第三世界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主义运动，因为这可以起到配合美国反对苏联斗争的作用。肯尼迪特别重视像伊朗这样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主张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更有利于美国的反苏策略。但是由于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很不得人心，导致伊朗内部出现严重的混乱，这很让肯尼迪担忧。
为了安定伊朗，肯尼迪希望推进伊朗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其他一些改革。出于这样的目的，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设立了一个由助理国务卿塔尔伯特（Phillips Talbot）领导的伊朗特别工作组，成员有来自几个部门的代表，包括国务院的伊朗办公室官员鲍令（John Bowling）和下任驻伊朗大使赫尔姆斯（Julius Holmes），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科摩尔（Komer），国际发展局（IDA）的高德（William Gaud），国防部的索尔伯特（Peter Solbert），还有一位财政部的代表，当谈论重要问题时，中央情报局也派代表参加。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Diplomacy History，Winter 1991工作组建议美国政府要鼓励伊朗领导人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加强伊朗的武装力量，美国还要增加与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接触，鼓励温和的反对派人物抵制激进反对派所带来的压力。Martin FHerz；ed；Contacts with the Opposition：A Symposium，Lanham；MD；1979，pp17；27这一建议构成了此后两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础。
不过在肯尼迪政府中也有一些人并不认同总统要求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改革的主张。比如国务院很多官员就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继续加强军事联盟，而在改革一事上要谨慎。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国务院伊朗办公室官员鲍令、即将离任的驻伊大使爱德华·威尔斯（Edward Wailes）以及下任的驻伊大使霍尔姆斯等人都怀有此等思想。他们反对在伊朗推进改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伊朗会因此陷入动荡之中，从而使伊朗转向苏联。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
事实上，伊朗的形势发展的确需要改革。此时民族阵线已成为潜在的国王的替代者，它代表了相当广泛的自治组织联盟，这些组织的成员来自城镇中产阶级——教师、工程师、记者和大学生，在商人和教士中也有一些支持者。民族阵线的一些领导人，像萨利赫（Allahyar Salikh）、巴扎尔甘（Mihdi Bazargan）等人都曾在摩萨台政府里任过职，他们继续得到一些有影响的伊朗人的支持，当他们再次获得自由后，就立即投入到政治生活中，他们大力呼吁实行宪政统治、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不结盟外交，他们希望曾批评过美国前政府支持没有代表性的政权的肯尼迪总统能向国王施加压力，以进行政治改革。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 前引书；pp460～461对民族阵线不利的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他们无意冒激怒国王的危险而与民族阵线中的城镇中产阶级领导人建立联系。事实上，国务院和国王一样不认同伊朗城镇中产阶级，因为在他们看来，城镇中产阶级是激进、独断和无能的，对国王和美国在伊朗的目标都构成了威胁。国务院官员警告说，一个城镇中产阶级掌权的政府“将会促使中央条约组织走向崩溃，使得共产主义者涉入到伊朗政府当中，并且会影响（伊朗）与西方石油公司的协议”，他们还认为“国王具有与民族阵线建立联系并控制它的能力与手段，美国对国王应该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
不过一些政府官员并不认同国务院的上述结论，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预算局的助理局长汉森（Kenneth Hansen）。汉森曾作为哈佛大学顾问团团长在伊朗工作过几年，对伊朗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为了反驳国务院的上述观点，汉森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起草了一个备忘录，他强调说美国已经与国王靠得太近，国王一门心思地发展军事，这对伊朗的整体发展以及美国对伊朗的诉求都是无益的，因此他认为肯尼迪政府急需制定一个援助伊朗的新计划，这个计划要对“生产、社会和机构的变革等至关重要的领域”给予更多的注意。汉森的观点给肯尼迪等主张推动伊朗改革的人注入了强心剂，邦迪的中东事务助理罗伯特·科摩尔（Robert Komer）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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