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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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团这两个顾问团的使命都是帮助整顿伊朗混乱的财政经济状况。舒斯特顾问团于1911年5月10日到达德黑兰并于当年黯然回国；米尔斯普则在1922年和1943年两度出任伊朗政府的财政顾问。在本书的第一章对此问题有详细叙述。、在伊朗的美国传教士、美国公司对伊朗石油的诉求以及伊朗在20世纪30年代关闭驻美公使馆的问题给予了重点介绍。由于拉马扎尼和马赫德维都不是在专门论述美伊关系，再加上这一时期美伊两国本身交往的缺乏，所以在对早期美伊关系的论述上他们二人不像叶赛逊那样的详细入微。另外，曾在1911年出任伊朗政府财政顾问的舒斯特在1912年出版的自己在伊朗的经历和见闻录《波斯的窒息》（The Strangling of Persia；New York：Century；1912），以及美国学者麦克丹奈尔的《舒斯特顾问团和波斯的立宪革命》（Robert McDaniel；The Shuster Mission and the Pers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Minneapolis：Biblioteca Islamica；1974）也是关于二战前美伊关系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论题很集中，就是舒斯特顾问团在伊朗的活动，是典型的个案研究。
2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
概括地讲，美国学术界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主要有通史研究和个案研究两大类。
（1）通史类。这一类著作主要有马克·加舍罗斯基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国王：在伊朗建立一个附庸国》（Mark 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理查德·克塔姆的《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8）；巴里·拉宾的《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詹姆斯·古德的《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James Goode；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In the Shadow of Musaddiq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拉马扎尼的《美国和伊朗：影响的模式》（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the patterns of influence；Praeger Pub，1982）和米格列塔的《1945到1992年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政策：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John PMiglietta；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92：Iran，Israel，and Saudi Arabia；Lexington Books，c2002）等。在这里主要介绍前面四种。
在整个巴列维国王时期（1941～1979），特别是在二战后，美伊间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马克·加舍罗斯基把这种关系定性为美伊“依附关系”依照马克·加舍罗斯基给出的解释，这里所谓的依附关系，是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模式，主要指两个国土面积、富裕状况和力量相差很大的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安全而建立的一种关系。不同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在特性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都会涉及互惠的物质和服务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又是它们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正是这种互惠的交流把双方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支持国主要向附庸国提供经济援助，包括贷款、赠予、技术帮助，以及诸如进口限额和商品援助那样的间接让渡；安全援助，包括培训、合作，为附庸国的军事、警察和情报力量提供装备；安全协议，例如条约、联盟和非正式的支持承诺；经常公开或秘密地干涉附庸国的国内政治。附庸国家对支持国同样重要，它们可以作为维护支持国家利益的地区警察；可以实施联合的军事和情报活动；或者允许支持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或情报站。
支持国一般要选择那些地缘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包括它们自己或盟友及对手的近邻，也包括那些控制着交通要道或有丰富资源的国家。附庸国想要得到的是经济和安全援助以及保护它们免受国内外反对势力的颠覆，除此外双方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合作动机，支持国可能是要（转第15页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王：在伊朗建立一个附庸国》详细论述了加舍罗斯基所称的美伊依附关系的建立以及对伊朗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上接第14页注①）传播它的意识形态观，或拓宽它在诸如联合国那样的国际论坛中的支持基础。
随着依附关系的发展，有可能产生其他的互动关系。由依附关系而产生的安全会促使支持国的商人到附庸国去投资；频繁的人员往来也可能会带动商业、教育和文化联系。这些次要的互动可能会推动其他关系的发展，比如经济依附和文化渗透，这些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又会强化附庸国对依附关系的公共意识，这对双方政府来说常会产生不良后果。附庸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也常会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而且经常难以把它们的国内政治影响同依附关系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区分开来。
题记导言（5）
附庸国的内部稳定对支持国而言非常重要，因此也是支持国的一个既定目标，它们向附庸国提供大量的援助，使得附庸国有能力镇压反抗势力，维护国家稳定，事实上，经济援助、安全帮助和干涉内政常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如果支持国可以对附庸国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可用于鼓励附庸国采取措施减少动荡，例如逮捕反对派领导人，或者实施改革。当一个附庸国对它的安全极其关键时，支持国可以向附庸国提供它为维护稳定而所需的一切物品和服务，包括紧急经济援助甚至军事干涉。因此，依附关系最终目的是要维护支持国的利益和附庸国政府的稳定，如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依附关系也不会建立或者已存的依附关系会趋向破裂。马克·加舍罗斯基从国际政治中的依附理论入手，首先剖析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其附庸国的整体关系，揭示了二战后特别是在1953年伊朗政变后美伊关系的实质——依附关系。该书有如下特点：它对1800～1951年间的伊朗内政外交作了一番梳理；对伊朗摩萨台政府及其覆灭给予了较大关注；对美伊依附关系下的伊朗政治、经济、社会等内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是在同类著作中对上述伊朗内部问题论述较为详尽的一部。该书是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支持下完成的，所采用的材料来自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肯尼迪图书馆、国际开发总署图书馆、英国公共档案局（British Public Records Office）、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联合参谋部等等。本书综合各种资料，列出了几个美国对外援助和伊朗财政状况等方面的表格，使原本非常复杂的问题变得一目了然。本书对美伊关系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美伊两国的“依附”关系。但遗憾的是，作者在论述时有时过于强调他所限定的“依附”关系，对伊朗在两国关系中的主动性重视不足。在巴列维国王长达30多年的统治时期，美伊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伊朗石油收入的激增和自己统治的稳定，很难说巴列维国王还是执行50年代他孱弱不堪时的对美政策。这一点特别需要注意。
事实上，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美伊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器就是冷战。如果说二战把美国带到了伊朗，那么冷战就使得美国在二战后留在了伊朗。对于冷战在美伊关系中的分量，理查德·克塔姆在《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中给予了比较透彻的剖析。克塔姆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伊朗问题专家，其所著的《伊朗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Iran；Pittsburgh；1964）是研究新型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他是哈佛大学博士，匹兹堡大学政治系教授，期间曾到伊朗做研究一年，后来转到美国外交界，被派往美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了两年。他是美国少有的曾在伊朗长期停留过的学者之一，他的外交官经历对其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在《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这部著作中，克塔姆牢牢地抓住了二战后美伊关系发展的主线——冷战，把美伊关系紧密地束缚在美苏冷战的全球背景下，围绕这一主题对两国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证。克塔姆认为，虽然美国卷入伊朗事务仅有三十多年，在时间上远远赶不上英、俄（苏）两国，但是它对伊朗的影响却是上述两个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后美国卷入伊朗事务时期恰恰是伊朗历史发生巨变的时刻，美国的对伊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的历史进程，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美国出于自己的冷战需要，在1953年策划推翻了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这在伊朗当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使得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伊朗民族主义力量挨了当头一棒，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憎恨也由此而生。《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还认为，二战后美国在伊朗的存在是伊朗历史上西方统治、压迫的延续，美国在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所受到的伊朗民众的憎恶实际上也是在为其他曾经侵略、剥削过伊朗的国家还债。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8克塔姆的这一观点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更像是在为美国开脱责任。事实上，单单美国对巴列维政权的强力支持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伊朗革命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美国外交档案材料，主要是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还有就是他利用自己在美国外交界的联系，对涉及美伊关系发展的一些亲历者进行了采访，并把这些成果融入到论著中，这对一般的著者来讲是相当难以做到的。
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援助，这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是美国对伊朗的“友好”之举。但是“好心”未必有好的结果，巴里·拉宾的《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就详细说明了这一问题。为了完成这一著作，巴里·拉宾采访了100多位相关人士，广泛运用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等美国历届总统的图书馆原始材料和来自英国公共档案局、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处的档案和美国政府文件，还有一些美伊关系发展的参与者的日记等材料，并参考了多达近200种相关的著作和论文。该书的特色之一是论述非常详细，对两国在二战时期的接近、1953年伊朗政变后特殊关系的建立及之后美国对巴列维政权全方位的尤其是武器方面的支持和美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政策的混乱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此外该书的主题十分集中，就是着重于美伊两国的交往，而对伊朗内部问题关注不多，这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王：在伊朗建立一个附庸国》、《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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