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情心的悲剧-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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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刚
每当走在火车站、汽车站、地铁口，我们总会遇到许多沿街乞讨者。有大人，有孩子；有残疾人，有正常人；有生活真正困难者，有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发财致富”者；有衣衫褴褛者，也有衣冠楚楚者。面对这许许多多的乞讨者，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同情他们？换句话说，我是否应该“施舍”？在许多人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面对弱者，我们应该同情。但是，绝大多数的路人对乞讨者是漠然的，只有很少的过路人给乞讨者施舍钱物。说实话，笔者不是每次见到乞讨者就给以施舍，而且绝大多数也是漠然经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几乎每次都要有一番思想斗争，并且过后还要想几分钟，我不施舍是否恰当。随着见到乞讨者的次数越来越多，这种思想斗争越来越少，面对乞丐的乞讨也越来越淡然。我并非没有同情心，而是我不知道何处运用同情心是恰当的。在读了学者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之后，我对自己的行为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
《美国同情心的悲剧》是美国政要正在热读的图书之一，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制定福利政策是重要的参考读物。通过分析美国救济穷人的历史——从17世纪欧洲人开始大批移民美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书认为，政府只有减少救济，让更多的人就业，恢复紧密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才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出路。
乞讨者或穷人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老弱病残，无法通过自身劳动养活自己；有的是偷懒的机会主义者，宁可乞讨度日也不工作；有的是被人利用，为他人乞讨者；有的是吸毒纵欲而无法养活自己者。对待不同的乞讨者，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类是真正需要同情者，我们也应该给以同情；对于其余各类的乞讨者，同情心不但对社会、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可能有害。比如第二类乞讨者，他们并未丧失工作能力，反而将自己说得非常可怜，并以此打动人，博得他人的同情。对于这类的乞讨者，我总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想许多人可能都碰见过，在火车站或大街上，有个人拦住你跟你搭话，然后说自己从外地来的，钱物被盗，跟你借点电话费或路费，并信誓旦旦地说过后一定奉还。我们不排除这种乞讨者可能有真正需要帮助者，但是也有大量的行骗者。笔者曾经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人拦住过两次。这类乞讨者一般都穿着整齐、干净，不像乞丐，却从事着乞丐的职业。面对这样的“乞丐”，我们更多的感觉是被欺骗，我们可能不是同情，而是厌恶。如果我们经常被这样的人欺骗，最终结果就可能就是：不论一个人是否真正需要帮助，我们都不会给予帮助。出现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再看第四类的吸毒纵欲者。有些吸毒者丧失了工作能力，我们给予其同情，实际上是自主他吸毒；有些未婚少女妈妈，我们给予其同情，似乎是在纵容其行为。
我们现在中国遇到的这些乞讨者、需要同情者，在美国历史上都曾经留下过教训。《美国同情心的悲剧》所讲到各种给予同情、感情被欺骗、同情可能有害于当事人的情况，在中国正日益明显。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建立起了许多私人性质的救助机构，帮助需要同情者，但同情心人人都有。我们没有能力同情很多人的时候，只同情一个人或者一次给予一个人同情，但如果我们每次都需要考虑我们同情一个人是帮助他还是害他的话，这样的帮助可能就会大大减少。这对我们至少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不能够随便给人以同情。
同情心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给予帮助，还需要有精神上的帮助。奥拉斯基总结了同情心的七个标识：亲情（Affiliation）、契约（Bonding）、分类（Categorization）、明辨（Discernment）、就业（Employment）、自由（Freedom）、上帝（主）（God）（第102页）。亲情就是要尽量让受同情者得到亲属、亲戚的帮助；契约就是由志愿者与受同情者组建临时家庭，帮助其意识到婚姻或家庭的重要性；分类意味着对不同的受同情者分门别类，同情那些真正需要帮助者；明辨就是想方设法对受同情者进行分门别类；就业在于帮助其寻找或提供工作机会；自由就是给受同情者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上帝（主）则意味着对受同情者通过上帝进行感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这七大标识反映了人们对那些祈求同情者的真正同情，而不是滥用同情。美国从19世纪末期，大量的慈善机构并非无偿提供同情，而是要让受同情者通过劳动进行“体能测试”，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者就要通过为其提供工作等方式，为其提供工作机会，最终解决其生存问题。
美国在对受同情者进行感化的过程中，《圣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圣经》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得更完备一点，就是“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者不得食”。书中有一些例子说明，许多妓女、罪犯、吸毒者由于受到《圣经》的感化，放弃原来的恶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奥拉斯基特别提到了一个叫麦考利的人。他是个孤儿，江湖大盗，被判入狱17年，后来在监狱中阅读《圣经》受到感化，决定改掉恶习。他出狱后，虽然也从事过一些非法活动，但越来越感到受到精神的折磨，最后彻底放弃恶习，并成为一个布道者，帮助许多从事非法交易者弃恶从善。但是，中国并没有这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非正规约束机制，这就需要更多的正式制度进行约束。
《美国同情心的悲剧》是美国政要热读图书，它也适合普通百姓。它实际上向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指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何处运用同情心？
随意运用同情心不但无益，可能还会有害。
美国早期的同情模式美国同情心的悲剧
很多行动都是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发起的。1816年，“女性国内布道协会”开始向纽约的穷人社区分发《圣经》并提供教育。“马萨诸塞促进基督教知识协会”（该组织1817年接受三十多家地方妇女团体的捐款）和“新罕伯什尔州传教会”（受当地50个妇女团体支持）这样的团体自认为是对抗精神和物质贫穷的组织。“巴尔的摩女性救助协会”（成立于1808年）的宣言就远远超出了缓解经济贫穷，其成员要求“寻找贫困目标，缓解他们的痛苦”。
这种同情模式在南北都很流行。查尔斯顿的“妇女慈善协会”（成立于1813年）帮助高龄老人，不分其是白人还是黑人。该协会在1825年帮助过的人包括科威夫人，她受失明之苦，患有麻风病，瘦得只剩骨架，还有两位跛脚老太太科拉萨和玛丽，还有患麻风病的自由黑人玛丽·迈克尼尔。有时，富人在了解了穷人的生活状况后相当震惊。《南部福音情报员》的报纸报道：目睹了痛苦、期盼、穷困和悲哀的景象，有些人从来没有进入过这座城市中脏乱、缺少遮盖、充满贫困、疾病和不幸者的房屋，对这些人来说，很少有人能想像出那种景象。不久，查尔斯顿的其他团体，包括“妇女慈善协会”也致力于类似的工作。
这种慈善观念逐渐扩散开来。1817年，里士满市的“青年男士慈善协会”同意帮助“处于贫困和痛苦中的人们”。在哥伦比亚和南卡罗莱纳州，“支持贫困妇女和带孩子的穷困寡妇之妇女协会”开展大范围的救助活动。19世纪20年代，诸如“北卡罗莱纳州女性联合慈善协会”（费耶特维尔市）、“女性慈善协会”（纽贝恩市）、“女性慈善协会”（圣路易斯）的组织陆续出现。在1822年的宗教复兴后，弗吉尼亚匹兹堡长老会的妇女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建立了“教育协会”、“青年妇女传教会”、“已婚女士传教协会”、“地区派送协会”、“缝制施舍贫民衣服的妇女协会”等组织，他们都致力于帮助穷人。到19世纪30年代，这类组织的绝大多数都在继续运转，可以说，美国的基督教被推进到了“慈善帝国时代”。穷人们得到《圣经》、小册子，在教会和星期日学校学习，在必要和“正确”时候也得到物质帮助。有才能、想有所作为但很贫穷的年轻人可以得到奖学金。
那个时期的社会思想对穷人不是一视同仁。社会救助目标更倾向于帮助那些遇到不可避免困难的个人。遵循这种原则，“美国为聋哑人提供教育和指导的收容所”于1817年成立，1829年又成立了针对盲人的类似组织。孤儿显然不应该为其苦难负责，因此孤儿问题也继续得到关注。19世纪30年代，仅纽约州就在首府奥尔巴尼市，以及尤蒂卡、纽约、布鲁克林、托洛伊、布法罗、罗彻斯特和许多其他城市开办和成立了孤儿收容所和相关协会。
19世纪30年代，美国全国建立的孤儿院的不完全名单包括波士顿、华盛顿、纽黑文、辛辛那提、普罗维登斯、费城、墨比尔、俄亥俄的邦德希尔、缅因州的班戈。到40年代，巴尔的摩、俄亥俄的阿旺达尔、里士满、萨瓦纳、锡拉丘兹、纳什维尔、纳齐兹、波基普西、纽华克、沃特敦、纽约、巴吞鲁日、伍斯特、芝加哥、米德威、肯塔基、哈得逊也开办了孤儿院。
这些组织的活动并不限于新教徒。1827年，巴尔的摩信仰天主教的妇女成立了“玛丽亚协会”，不分年龄、性别和肤色地帮助穷人。到1830年底，天主教徒在美国人口中不到4％，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多，他们根据有神论原则建立了许多“圣文森特·保罗协会”、医院和孤儿院，以及“纽约好牧羊人之家”等旨在“改变堕落妇女和女孩”的组织。有神论的慈善活动在犹太移民先驱中也很明显，他们在查尔斯顿建立了“希伯来慈善和孤儿收容协会”（1822年），在纽约建立了“希伯来救济协会”（1831年），还有其他一些旨在救助贫苦病人和贫困孕妇（在她们分娩前）的组织。
然而，另外一些问题却浮出水面：对暂时因疾病或受伤而有障碍的人，或者遇到短期困难的人怎么办？当小城镇发展成大城市时，如何管理这些慈善项目？在以后的时间里仍然强调富人和穷人个人参与的重要性。当社会还普遍较小，捐助者和受助者彼此认识的时候，这既不抽象也不现实。在南北战争前，城市都处于发展阶段，但仍很紧凑，富人和穷人彼此相邻而居。那些条件较好的人在外出工作时经常看到不同类型的邻居，他们也尊重具有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的邻居。经济上的种族隔离情况是很少见的，但是这些情况改变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美国早期加强同情心的努力强调对给予慈善者的教育。从1818年至1824年，纽约市的“防止被救济资格协会”（其目标是攻击所有穷困现象）在其年度报告中列举了有被救济资格的十大理由。前三个分别是无知、懒惰和放纵；然后是“经济需要”、鲁莽、草率结婚和彩票，最后是三个特别机构——典当商、同业者和赌馆。这份名单强调个人堕落和机构引诱，反映了那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