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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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我们知道，性压抑的问题必然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当西方新的性文化传入中国时，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但是却被人们故意掩盖和淡化了。然而谁没有性压抑问题？文艺作品怎么能不说？有些是明说自己，有些则迁怒于祖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来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革命青年从反抗自身的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非全面彻底地扫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就不能进步的结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谁又不是呢？有着强烈的性压抑感，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彻底的否定，不可避免的要借助于性压抑的反弹力量。　　　　
　　　　人们在学习鲁迅，全面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却顽固的保留了许多最应该彻底否定的传统，“为尊者讳”只是其中之一。今日，有些人把“为尊者讳”发挥至不可思议的地步，比起阿Q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阿Q“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也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发起怒来……”新的“为尊者讳”就利害多啦，且日益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旁事不谈，只说鲁迅研究，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仍然有大量的盲点。“为尊者讳”这盏鲁迅殿堂中的“长明灯”是什么时候点亮的不好说，但它使鲁迅研究无法再提高和深入则是无疑的。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很多研究鲁迅思想的文章与鲁迅的意思丝毫都不沾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某些分析《野草》的文章。诚然，在鲁迅的文章中，《野草》是最难理解的，鲁迅自称“措词很含糊。”这些含糊之处至今尚未解开，解不开的原因主要是“为尊者讳”的鸵鸟策略导致的“所知障”把我们的智慧给障住了，当然会误解鲁迅。无论如何也要保护那盏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就点起的“为尊者讳长明灯”。　　　　
　　　　为鲁迅纪念堂重辉庙宇再塑金身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熄掉雄踞于在殿堂中央的那盏明亮耀眼的“为尊者讳长明灯”，所以“吉光屯”需要那样的“疯子”。历史发展到今日，“疯子”也能被容忍了吧。　　　　
　　　　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　　　　
　　　　“熄掉他罢！”（《彷徨？长明灯》）　　　　
　　　　再说更困难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曲笔，横竖看不懂，就歪曲去理解，对于双方都不公平。实在说，要真正理解他人的思想是不容易的，生吞活剥和简单化是人们常常犯的毛病。关于如何理解他人的思想，遵照“少读中国书主义”，参考“外国书”，英国当代哲学家伯林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具有指导性：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4）

　　　　各种观念的历史是互不相同的。我们也确实力图追寻这些观念的发展轨迹。思想史是我们所认为的人们曾思考什么和感觉什么的历史，这些人都是现实的感性的人，他们不是塑像，也不是各种品质的集合体。设身处地进入思想家们的内心和世界观是必要的，移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样做面临证据不足和不确定性，乃至困难重重。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我力图使自己像马克思本人在柏林、在巴黎、在布鲁塞尔和在伦敦那样，思考他的各种概念、范畴及其德语词汇。我研究维柯、赫尔德、赫尔岑、托尔斯泰、索雷尔及其他任何人，都是这样。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他们的思想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感，但毕竟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你必须不断反问自己，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烦恼？什么东西使他们对这些问题苦苦思索？他们的理论或著作是怎样在他们头脑中成熟的？人们不能完全抽象地超历史地谈论各种思想；但是，人们也不能孤立地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各种思想，好像这些思想在它们的框架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似的。正如你看到的，这是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它不可能获得什么必然性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高度的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达到理智能力的首尾一贯和清楚明白，还有独创性和有效性。《伯林谈话录》：　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显然，伯林也是提倡“知人论世”的，他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　是什么东西让鲁迅烦恼？什么东西使鲁迅苦苦思索从而得出了全面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少读中国书主义”？鲁迅的著作是怎样在他头脑中成熟的？伯林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本书所使用的方法：　要避免“抽象地超历史地谈论”鲁迅的思想，就要把鲁迅作为一个“现实的感性的人”，而非“塑像”看待，找出一个在我们的研究中充当引导的第一原因和客观的进路。外国书常用的“知人论性”的研究方法，确实是研究鲁迅最实际的一条进路。从鲁迅的家庭关系入手，直面人生——鲁迅的潜意识，沿着鲁迅的包办婚姻这一条路经逐渐进到鲁迅的内心世界；从鲁迅的婚姻状况深入到鲁迅的文化观——“少读中国书主义”。为此就必须充分地理解包办婚姻在鲁迅生活中的意义，否则要想理解鲁迅的思想就很难。“但是，人们也不能孤立地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各种思想，好像这些思想在它们的框架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似的。”鲁迅的包办婚姻和性压抑并非鲁迅个人的痛苦，鲁迅由此而产生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框架之外具有巨大的意义，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乃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搞清楚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就不是一件与实际人生不相干的纯学术的工作。笔者深知“设身处地进入思想家们的内心和世界观是必要的，移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样做面临证据不足和不确定性，乃至困难重重。”鲁迅身受的包办婚姻之苦，局外人做到感同身受还比较容易，因为性压抑的体验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在鲁迅的文章中找出潜意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的思想一经乔装改扮、抽象变形，理解它就需要种种猜测。确实，这种工作是“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它不可能获得什么必然性的结论”。尤其是处在一方面既要发掘深层的东西，一方面又拒绝承认这些东西的矛盾性的历史时期，做这件事情就特别的费力不讨好。这件工作是否能够“达到高度的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达到理智能力的首尾一贯和清楚明白，还有独创性和有效性”，姑且不论。无论如何，这样做无疑是鲁迅研究的一种有意义的态度，如此而已。　　　　
　　　　选择鲁迅的包办婚姻做研究的第一原因，遵循的既是“知人论世”也是“知人论性”的原则。简单地说一说本书“知人论性”的哲学根据：　也是来源于“外国书”——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理论，他对哲学的一个贡献就是对人身体的意义有特殊的认识。他认为，人是透过自己的身体与世界建立关系的。人借自己的身体进入自己的内心并实现自己；身体使人有限，身体代表每一个人。世界用自己的身体（集体）与每一个身体建立互动的关系。梅洛？庞蒂的代表作《知觉现象学》有一章《身体的性存在》，非常奇特，他的理论很可以视为是“知人论性”的哲学基础。鲁迅性压抑的痛苦当然首先是身体的感觉，而感觉到了性压抑就是具有反叛意义的因素，鲁迅的伟大之处是，由自己身体的痛苦认识到自己的内心矛盾（不同于伊藤虎丸所说的“两重性”），由性压抑的潜意识唤起了革命的意识，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以及“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时又有对妻子朱安的忏悔。由包办婚姻而打倒孔家店而自由恋爱，是个人身体与世界身体关系的革命性变化。　　　　
　　　　中国书里也有类似的理论，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这个问题后面再说。外国书里关于人的动机的生物根源，以及人的生理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很多，很详细。但是像梁漱溟这样简单的一语道破式的判断还没有。外国书讲究分析，中国书把结论直接拿出来。外国书注重个人的体质因素的分析，尤其是精神病学的分析。中国书几乎不做这种分析，虽然这也是时髦，但是不好做。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5）

　　　　最后，应该说一说正确对待“少读中国书主义”的问题。鲁迅提出“少读中国书主义”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嘲骂。有些是误会，有些则是抓住了鲁迅的把柄攻击不遗余力。这是鲁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其实，鲁迅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字面言论那么偏激，这是读鲁迅要注意的一件事。鲁迅自己不是更爱读中国书吗？这种所谓的“言行不一致”，鲁迅当年的学生在剪辫的问题上就误解过他。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对嵇康阮籍的解读方法可以用来解读鲁迅自己。请看鲁迅是如何说的：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