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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阅读的年轮-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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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湖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第二部分世  界(3)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和腐变。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化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暗。这种虚伪的语言专制,只能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或者是无可话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办法来充塞版面和过于空洞的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这种语言,眼下还残留在官腔里,甚至残留在好些电脑词库里。我眼下使用的词组库就排除了大多数所谓不洁的词乃至贬义词,另一方面却全力优待褒义的、进步的、革命的词——“文革”式的洁癖甚至已遗传给今天高科技的字库硬卡。    
    但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在更多的地方,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商业流行歌和野鸡小报中,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派生出词汇和话题。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配合,无法用来演出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斥责道德沦丧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和能力,只适宜男盗女娼醉生梦死的市井小说,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们是憎恶“文革”的,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每到哗众之时,对集权者旧时的作派、手势、歌曲、图像,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    
    七    
    可以想像,操着这样的语言,当然只可能对诸如西藏一类的话题沉默。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西方主人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际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    
    “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大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还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第二部分世  界(4)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谈主义总是容易简单化,民族主义起来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的绿色,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    
    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说明了一种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明晰地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有职业性的老成和审慎,他们是名楼名车名服名表的买主,却已经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兴趣。他们勤奋如牛马,目光正在越出国界,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更抽象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就往往比外交官更为谙熟伦敦或芝加哥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他们悄然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却通过便携电话正在时时追踪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屏幕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人曾经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的临盆和成长,一心等待着自己未来的亲密朋友。但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昨天那些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如果他们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港办公司,也当然会警惕某些西方人的藏独或港独游说。“抗日”、“抗美”的话题,正在他们的沙龙里隐约可闻。    
    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中文热的启动,至少在香港等地的销售行业是如此。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把操国语的外来人当作可能的大主顾。“会国语者优先”的招聘广告,也一一出现在报端和大街小巷。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    
    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也感到了这种热烘烘中文的压力。他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是最为暴烈的冲突,因此儒教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将是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经注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抗议和表白。比方说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线,声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了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够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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