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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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更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来处置人事，内方少不得外圆，方方面面都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用不着他求。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让三分”、“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言，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民间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有限的汲收消化掉。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几千年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1/30（据钱穆）。似乎也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的统一行政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总形不成大势。似乎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算是明智地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如果硬要说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的一份模糊，既没有过纯粹的公产制，也没有过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走的从来不是一路。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语），“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任制承包经营”，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蔽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和改革，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欧洲那种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西方主流知识界不大习惯这种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浆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出各自的普适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盲目的财富。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而且特别符合犹太教的教义，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经提倡过“教友皆兄弟姐妹”式的教内互助和财产共有，折射出动荡和灾难的黑暗背景，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欧洲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变成了世俗伦理，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坚贞教徒；而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和斗争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两个理论家咬着笔杆想出来的，而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之一，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当然遥远而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无不激发出人们改造社会的热烈情感。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倾向中的毛泽东也暗暗吃惊和满腹狐疑。针对苏联斯大林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革命样板，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是不能没有“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毛泽东以外的高层现实派，虽然也曾膜拜过苏式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资产经营责任制在城乡的普遍推广，彻底与斯大林模式告别，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5）
苏联是欧洲现代化向东的扩展。如果公产制是这一东进的主题，那么欧洲现代化西进的另一个主题则是私产制，最终越过大西洋，在美国实现巅峰性的效果，让欧洲也望尘莫及和隐隐不安。私产制其实是欧洲出产的另一种公理，同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两个理论家咬着笔杆想出来的。游牧群落长于竞斗的文化，不赛马、不斗牛、就有角斗士上阵，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在这里几乎顺理成章。这正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经济制度的人文基因。这些制度皆以“私”权为基，既没有印度、俄国传统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没有中国传统的郡县国家制之大“公”——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只有数百个城邦的分崩离析，一个人可能知道自己居地的小地名，可能知道自己是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却不一定明白民族国家为何物。可以想象，这种竞斗文化加上散裂社会，一旦与工商繁荣结合起来，一旦与新教改革的世俗价值取向结合起来，私产制的理想就自然流淌到了亚当·斯密一类学人的笔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产制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一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来说，同样遥远而陌生。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大体不离汉代董仲舒的路线，所谓：“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依此众人之“情”行事，不一定合“理”，特别不一定合西学之“理”，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最终但求一个均衡的安足：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社会基础的主体永远是自耕小农的汪洋大海，而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的贫富两极。一句话，是“中和”而不是“零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身为一巨富总有“为富不仁”的精神压力，于是“富”而求“贵”，以公益事业换得道德和政治的地位，成了很多富人的选择。提携穷亲戚和济助穷朋友，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不似某些法律逻辑下的你我两清：不帮你是正常，帮你一把是额外恩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国家和集体也不可能完全在经济生活中退场，特别是在乡村，几千年来的责任田以不可买卖的终极公权，承担着中国70％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如此刚性资源约束之下，不是没有人想瓦解公权，是没有人可能瓦解公权：稍解实情者，都不敢设想兼并土地以后的滚滚流民大潮！有意思的是，这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可能不是加速集中农业资本和增加GDP的最佳制度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花开别处：如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土地为依托，便与欧洲当年赤条条流落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大区别，一旦遭遇萧条周期，倒多出回旋余地，从都市撤回乡村便是。一支进可工退可农的庞大劳动群体，为亚洲金融风暴一类经济危局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整个社会抗风险的弹性机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非某些西方精英所能体会。
“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也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的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当公产制的苏联在上一个世纪末叶受到重挫以后，也不过十多年，私产制的美国也在这个世纪初陷入衰退，拉美、日本、东南亚等外围区域先一步寒流滚滚，最后的老营本部也阴风习习。这两个分道远走的欧洲之子，这两个欧洲文化不同门派的掌门人，都曾如愿以偿达到过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的鼎盛，如今却面对着中国火热的崛起。在它们看来，中国崛起得有点不规不矩，如同一大锅熬了些年头的中药，什么都有，又什么都难以分说；一会儿似危兆迭出，一会儿又似奇迹频生；事情好了不知是哪一味药奏了效，事情糟了也不知是哪一味药添了乱。真是让人有点为难。
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也曾师从美国，那么可以说，中国是继欧洲之后和继苏（及东欧）美（及亚太和拉美）之后全球现代化的第三阶代表之一，虽然算不上欧洲文化的亲子，却也可算得个养子。只是这个养子长来长去仍是黄肤黑发，仍是一副较为陌生的容颜，不易得到准确的理论辨认。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擅西方式的公理，自己的事没法对别人说清楚。由人家去说吧，无论“奴隶”还是“封建”，无论“姓社”还是“姓资”，以西方公理来叙述中国现实，总是有点像用芭蕾来跳京剧，在象棋盘上走围棋，毕竟有隔。这些不着痒处的话听多了，邓小平干脆来一个暂时的“不争论”，给外部世界一个沉默大国的背脊。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6）
四
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明朝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下西洋，航线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以及成绩卓著几乎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仑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了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加遥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刚刚才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殖民和扩张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热情拜会当地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包括劝说他们承认大明中国的宗主权。他们原来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而已。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王道”而不能“霸道”。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历史学家们猜测，明朝财政紧张，全球人情网的编织显得过于成本昂贵，于是中国只好撤离大海。航海技术从此一直闲置和荒废，全世界的无边海洋便空荡荡地留给了欧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更十分惊讶于中国人为何不好战。纽约出版的《利玛窦日记》中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有装备精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