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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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世界完全自足。
当新闻从文学中分离出来并且日益发达之后，小说其实就只能干这样的事。小说不能创汇发财。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最初发表于1991年《小说界》，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1）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子重义。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子重义。这些潇洒而且卫生过分的语录，多是吃朝廷俸禄或祖宗田产的旧文人茶余饭后制定出来的。我们这些君子不起来的人姑妄听之。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对先生的俊逸孤高确实景仰。先生才具超凡，终弃绝繁华遁入空门，可算现代文化史上一大豪举，非我等凡胎所能踪随。然书信集中，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如何空得下去？这一点心得，想叔同先生也不会见责。
作家们关注赚钱，其实是个迟到的话题。不能赚钱，当儿女当父母的资格都没有，不具人籍，何言作家。以前有国产的大锅饭可吃，作家可风光得有模有样，读者围，记者追，更有旅游笔会的大宴小宴，政协人大之类会议上的阔论高谈。作家们一踏上红地毯就差不多最爱谈改革。很多人不明白，正是他们所渴望所呼吁所誓死捍卫的改革，即将砸破他们赖以风光的大锅饭，把他们抛入动荡而严峻的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尝一尝稻粱谋的艰辛，尝一尝斯文扫地的味道。求仁得仁，好龙龙至，何怨乎哉。
中国要强民富国，至少还缺乏上亿的赚钱能手，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曾经略嫌拥挤的文坛，如果有潜伏多时的实业英才，不妨扬长避短去挑战商场，实业生财也是篇难做的大文章。能养活自己便不错，至少除却了寄生者的卑琐。说不定到时候还捐出个医院或体育馆什么的，兼济天下，功德彪炳。就算不捐，一个人吃喝玩乐花光了，也能促进消费繁荣市场，我们读了点经济学对此都想得通。至于已经面临生活困难的人，更要早打主意早动手，补上谋生这一课，不可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不要期待救世主，不要以为改革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这是好心的大实话。
当然，赚钱者或准备赚钱者，不必从此便以钱眼看人。很多人当不了实业巨子，若执著于学问或艺术，将来基本上免不了相对清贫，这也是一种选择，没什么关系。穷人也是人，无须一见到有钱人的别墅、轿车、“大哥大”之类就自惭形秽自叹衰老，正如面对穷乡僻壤的瘦弱饥民时，不必自觉优越和自诩年轻。穷人也可以爱好文学，就像有权爱好喝酒或钓鱼。世界上从来就有人比作家阔绰，但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文学。世界上也从没有文人赚钱就必先崇拜金钱甚至不容许旁人斗胆继续淡泊金钱的规则。赚钱就赚钱，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当老师当木匠当部长当足球中锋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气壮，但改行并不是晋升提拔。离开文学或准备离开文学，不意味着从此便无端拥有更多对文学的鄙弃资格和教导权，也不意味着因此就有了富人俱乐部的优先入场券。
我们的建设还在打基础和起步的阶段，还没达到值得大惊小怪的程度，多一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也乏善可陈。要说折腾钱，我们在老牌欧美发达国家面前还只是低年级新生。但当年活在欧美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衰老感，也没有刮青自己的脸皮往实业家堆里钻，没去工商界奉领改革文学的指示。巴尔扎克喜欢钱，宣言要赚完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铜币，但他的作品是资本社会贪婪、奸诈、虚伪的揭露大全。福克纳身处赚钱高手云集的美国，但也并没有愧疚自己对故园乡土的痴迷，并没有后悔自己曾失足文学，声称自己一辈子就是写“家乡那邮票大的一块地方”，平静的目光投注于某位贫贱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监测人性的荒寂和美丽。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2）
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远没有赶上亚洲“四小龙”，但金钱与文学并不绝对同步，并不是直线函数。“四小龙”的文学纪录基本上没法让人喝彩，即便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也是羞耻而不是光荣，是外激型现代化常见的先天不足症候之一。可以谈一谈的是多年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川端在创作后期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着力追求和表现静美，与东山魁夷等艺术家的画风一脉相接。甚至还有怀疑和反感现代化的诸多言词，颇有落伍时代之嫌。但正是他本身成为了日本精神现代化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要是没有他的《雪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我们会不会为日本感到遗憾？
有钱是好事，这句话只对不为钱累不为钱役的人才是真理。如果以为哪儿钱多哪儿才有美，才有时代特色，才有自我价值，才有文学的灵感和素材，那么鲁迅和沈从文当年就得去上海滩十里洋场办公司，那么现在所有偏远地域的作家就得统统进大都市住豪华宾馆，否则就别活了。这当然是拜金者的无知。文学从来不是富豪的支票。相反，在很多时候，文学恰恰需要作家的自甘清贫，自甘寂寞——如果这是超越功利审视社会人生的必要代价的话，如果这是作家维护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代价的话。优秀的文学，从来就是一些不曾富贵或不恋富贵的忘（亡）命之徒们干出来的。轻度贫困是盛产精神的沃土。
商品化的文学正在滚滚而来，甜腻的贺卡式诗歌热潮行将过去，宾馆加美女加改革者深刻面孔的影视风尚也行将过去，可能老板文学的呼声又将饰以“改革”、“时代感”之类的油彩而登场。这种呼声貌似洋货，其实并非法国技术丹麦设备美国口味。这种呼声常常在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深圳、海口等）不绝于耳，常常在以前很穷而现在稍微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说不是纽约也不是巴黎甚至香港）不绝于耳，当然也很正常，不是坏事。我们并不会因为历史上没有好的老板文学就说现在也行不通，我们也不会因为过去反对粉饰官场而现在就必定反对粉饰商场。我们拥护一切创新的人，等待他们或迟或早地下笔，写出新作。
其实，我们最反对的只是光说不干。
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绝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厚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制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迷财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地站住。
站立才是改革的姿态，才是现代人的姿态。站立者才能理解人的价值，包括对一切物质世界创造者保持真正的敬重。卓越的实业家们，以其勃勃生力和独特风采，给作家们的创作输入新的变因。他们的荣辱苦乐，必然受到作家的关注。够格的实业家们也必然与够格的作家们一样，对历史有冷静的远瞩，对人生有清明的内省。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最灿烂的光辉，能够燃烧起情感和生命的光辉，不是来自金币而是源自人心。不管身居朱户还是柴门，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是我们的情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垂垂老迈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儿女。人无论有多少缺陷，仍是我们这颗星球无价的尊严和慰藉。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陈旧的话题，而且卑之无甚高论。
最初发表于1993年《文学评论》，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第一部分处贫贱易，处富贵难（1）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
安乐死的问题正争议热烈，其实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似乎更重视人活着的这一辈子。我们也该讨论一下安乐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废，带月荷锄归。（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就只能宿破庙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了“安贫乐道”论的一种民间版本，一种退化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生产总值翻番以及现代化更为灿烂炫目的前景。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随着物欲得到充分的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长，并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能不能够make fun？）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看电视没意思，电视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