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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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
一路鸣着喇叭
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
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
一路都不说话
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
我们的校园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教室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椅子很旧
坐上去吱吱哑哑
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今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要大声告诉他
我是农民工的子女
是中国的娃，祖国的花
天空更加晴朗阳光更加灿烂
温爷爷为我们题词
希望工程为我们把爱心播洒
不再低头，不再害怕
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要问我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
因为——
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
因为——
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
要问我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北京我爱我的国家
（本诗初创者为昌平区智泉学校秦校长，后经过诸多社会
人士反复修改而成）
《我的课桌在哪里》 题记引子·（二）《给政府的一封信》
政府你好：
我叫胡竞。
我们都来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渴望知识的海洋。
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市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是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在这里生活，可是，由于我们身份的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可是我们又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我们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从小生活在老家，习惯了那种艰难的生活，所以对它们无所谓，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不想回家去种地耕田，炎热的夏天在田野里干活，可是城市又不接纳我们。这让我们如何是好？想留在北京过好日子，可是由于身份低下，城市不接纳我们。我们又不想回老家，使我们很矛盾。
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我觉得我的这个愿望并不是SHE（奢）求，而是所有打工子弟的愿望，请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吧！
清莲学校五·二班胡竞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我的课桌在哪里》 题记引子·（三）不可能吧
十五年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秘书长徐永光告诉我，在我国农村的贫困地区，每年有一百万名儿童由于家庭贫困而失学，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
徐永光说：“你要是觉得不可能的话，不妨到贫困地区看看。”
我第一次走进太行山，其实，那里离北京不过也就一百多公里。荒秃的山梁，低矮的草房……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是，会有那么多的儿童，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隔阻在校园外。
面对他们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我的身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更让我震撼的是这样一组数字（1989年）：
全国有2·2亿文盲，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在我国全部2·2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
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5年。
接下来，我对六省十三个贫困县进行了一次三个月的采访，越是深入，我的心情变得越加沉重。
每一个失学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要读书！”
一位山村小学校长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穷，现在这些娃儿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将来靠谁来改变贫困山区的落后面貌？”
我是用一种激愤之情，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的创作的。我唯一的心愿是：用自己的笔，呼唤起人们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关注，愿更多的穷孩子走进校园……
十五年后，徐永光又一次告诉我，现在在城市，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的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依然是：“不可能吧？”
然而，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觉得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真的变得冷漠了——对于农民工子女，这个数以千万计、已经与我们的城市共存了十余年的群体，竟然是如此的麻木不仁！
我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为他们的未来深深地忧虑！
在石景山区的一个垃圾场，我遇见一个来自河南安阳的小女孩，小女孩十二岁了，从五岁开始就跟着父母拣垃圾。问她为什么还不去上学，她把头扭到一旁，默默地落泪了。就因为她是农民工的女儿，就因为交不起借读费和赞助费，便被剥夺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她那挂在腮边的晶莹的泪珠里，包含着多少委屈和无奈。
在和农民工子女的交谈中，他们一次次向我发问：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与城里孩子不一样？”
“为什么城里叔叔阿姨老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们？”
“为什么政府不要我们了？”
这一个个“为什么”，让我意识到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问题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峻性。
而一个社会学家则说得更尖锐：“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还看不出来，但若干年后，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正因为这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是沉重的，我的这支笔，也变得格外的沉重……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感受农民工
水泥缝中种植水泥
仿佛田野上插秧
楼群高不过塔吊
塔吊高不过城市的仰望
仰望中积垫了多少
他们小小的向往
我们离得远吗
即使白天忽略了弯下的身影
夜晚也能听到钢铁的铿锵
我们离得并不远
看得见额头汗水津津
却没看见脸上泪水流淌
那个小工，稚气未脱
像一株单薄的高粱
城市这部作品，页页
都是劳动创造的篇章
该怎样感谢这一切呢
起码，不要吝惜你
尊重的目光
——摘自阿勇诗抄：《农民工》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你知道卖菜的艰辛吗？（图）（1）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你知道卖菜的艰辛吗？（2）
有人这样说过：你想了解中国的国情吗？请从走近一个农民工、走近一个农民工家庭开始吧！农民工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苦难，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
感受农民工，我决定从那些与市民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卖菜的小商贩开始。
一股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冷空气，已经横扫过新疆和内蒙，正在入侵华北大地，北京的最低气温降至零下九度。
马路被冻僵了，躺在那里，像是一条冰冷的铁链子；连路灯发出的白光都带着一股寒气。
十二月八日凌晨五点半，大地还在沉睡之中。我骑着自行车，出公主坟海军大院东门。往南，过莲花桥；再往南，快到六里桥时，右拐过八一电影制片厂北门，再往西。
尽管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外加羽绒服，依然顶不住像刀一般凛冽寒风的侵袭，我感到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热气。
终于来到万丰路旁的一个小停车场。我与陈志平约定六点在这里碰头。
昨天晚上，我去了趟陈志平的家。开始，陈志平是不同意我去他家的，他说那个家实在没法让外人看，我说我得认认路，最后还是把他说服了。
小停车场北边，靛厂村二队专门盖了几排小平房租给农民工。陈志平就租住的那里。
低矮的小屋，七、八平方米，没有窗户，门是用油毛毡钉的——这就是陈志平三口的家，一个农民工在北京的家。一张双人床占去了三分之二的地方，一个蜂窝煤炉子靠在墙角，一只没刷油漆的柜子不得不挂在墙上。一家人同时进屋的话，有一人必须得立即上床。我不知道他们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每天怎么做作业？不知道他们三口人在哪儿吃饭？不知道在炎热的盛夏，他们如何呆在这像罐头盒子般憋闷的小屋里？后来我得知就这么一间小破屋，每月还得要三百元的租金。
陈志平就在海军大院小市场卖菜，我在他的摊上买过几次菜，便成了“见面熟”。
当听说我要找他们夫妻了解一些情况时，陈志平乐了：“卖菜的，有什么好了解的？”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的甘苦。”
陈志平像是自言自语：“甘苦？打工的哪有不苦的？”
陈志平是湖南湘潭县分水乡石桥村人，在我听来他说话的口音，同毛泽东十分相似。家里六个兄弟姐妹，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九八三年，十七岁的陈志平，进京投靠他在北京某部队当连长的姑父。那时，还不兴叫“农民工”，姑父通过后门关系，帮他找了一个在市政勘测队开钻井机的活儿，每月工资一百三十元。
手头攒了几千元钱，一九八七年，陈志平与邻村姑娘赵文秀结婚，婚后，赵文秀也跟到了北京。两年后，大儿子出生。一家三口就那么一百来元工资，显然是不够开销了。陈志平四处找活儿，他发现海军大院西门外有个小菜市场，生意不错。便辞去了勘测队的工作，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每天交三元的税，开始了卖菜的生涯。九七年，这个小菜市场拆除，迁进海军大院，他也租了个摊位，在海军大院卖菜。这期间，又生了二儿子。一家四口，光靠一个摊位，难以维持生计，陈志平又在海军西门外的海悦超市租了个摊位，让妻子照看。
卖菜的活儿难吗？难。夏天天气热，菜容易烂，有时进得多了卖不掉，还得赔钱；冬天菜价贵，吃得少，又卖不动。进菜更是个苦差事，夏天早晨四点半就要去岳各庄；冬天晚点，五六点也得走。
卖菜是个小本买卖，交了摊位租金，好时（两个摊位加起来）一个月有个千把元的收入，平均八九百元。
这些苦或许都可以忍受，但是，一提到孩子，赵文秀的眉心蹙在一起，她长长叹了口气：“两个孩子跟着我们，遭老罪了！”
赵文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