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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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宜开诚感格，善为诱导，佼之悔悟。
行政方面
（1）绝对否认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之组织，中央决定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该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
（2）共党在华北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
（3）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绝对统一于中央， “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或归中央接收，至少其教员应由中央遣派，课程应请教部核定。
（4）任何地方不得建立违犯本党立场及中央法令之经济制度。
（5）根据重庆财政会议，战地省政府得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省纱及辅币（军用流通券），但各省发行之数量，应先呈准，不得滥印滥发，以防流弊。
军事方面
（1）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住冀、鲁，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2）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公函
案奉 委座办四次（二）代电节开： “办公厅转陈该会战党勒字一七六三号函暨附件均悉。查该会对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所拟实施方案，尚妥。关于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三四两项，仍应由该会会同中央各党务机关确实推行情由希查照迅速办理为盼。”等因，奉此，自应遵办，除分行外，相应抄同原方案函请 查照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见复为荷。
此致
中央社会部
附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第三次第四次实施方案各一份
主任委员 蒋个正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敬礼
1940年11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拟出《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12月3日，何应钦在给军令部长徐水昌的亲笔函件中提议：“若江北异军（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竞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徐水昌即将何应钦的意见呈报蒋介石。将介石阅后照准。
6、皖南事变前中共给叶挺、项英的电文
（皖南事变中项英应负主要责任，项英自持中央所派，独断专行，又优柔寡断。迟迟不肯离开无战火的云岭，前出到江北。至有此败）
毛泽东1940年12月26B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电报全文是：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向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们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犹豫动摇，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己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33页，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1年12月版）
7、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的讲话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⑸，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
宋庆龄等上书蒋介石
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
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国际于我有利之势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后胜利年，我国人白当坚信而共作决心以赶之。谁是日寇失败命运之决定，并非即我民族解放之最后完成，我之抗战尚未脱离危机，仍密经历更大之艰难困苦，则诚如总裁今年元旦所昭示。溯自我党前年临时大会确定抗战建国纲领以来，明示国策，为建国而抗战，亦为抗战而建国，实即指示最后胜利之机，系于国内种种适宜之设施与措置。如被沦陷区域之收复，被凌压人民之解放，三民主义之实现，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和平地位之达到，均将以此为基点。然而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淤一日，而时势所趋又非苦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
夫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此种世界性组织，既由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之所及而存在，即或以武力作一时之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之加以消灭，已为无疑之问题，此一义也。我总理过去提携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伟谋远见，无待费言。是以总理临终时曾致书苏联其本旨外在联合苏联，而内在训示吾人应以国内和乎合作团结互助为重心，各同志对此当能念念不忘。今兹日寇欲沦亡我国于殖民地，日寇为我党之敌人，也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死敌亦即为我之良友，则我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实亦毫无疑义此又一义也。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既在我政府领导之下，则仲其发展所长为我党之他山，成抗战之干城，此正合于总理天下为公之怀抱，亦即切符总裁昭示国人发挥国家无限潜力之意旨。是则无得我党，有益国族，又更为目前迫切之要义也。
且党派问题，决非处理共产党一党之问题，而为处理我党以外各抗日党派之一般原则。各党依法自由发表，本为民主国家当然之定则，而各党各派在同一革命日标下不互猜忌，尤为我国在抗建时所必要。我党领导革命以进予创行宪政权之所在，责无穷贷。今日大敌在外，内己一致，一切问题，在乎发展内容，而不拘泥形式，在乎统括大体，而不苛求枝节。设使有力于此无从运用以对外，迫而施之于内，以竞生存，在我为自孤其势，在人且将谓我领导无方，殊非我党诸同志之始愿。为期中国革命之完成，为保我党领导于不隳，要在示人以宽，感人以诚，动人以德，处人以信，我总裁及中央诸同志，知必已筹虑及之。
更有进者：总裁屡次训话，敌人所欲我者，我当避免，敌人所不欲予我者，我当坚持。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建实力之削弱，以至于消灭，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造成无限制之内战。而在我痛心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应从扶植沦陷区域各种抗日实力入手。力避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当于保障国内绝不酿成分裂开端，盖已成为莫可争辩之关健。诚如此，国内前后种种磨擦事件，无因而生，敌人近来种种谣言攻势，不攻自破，总裁所病根过去敌人之挑拨离间商剖分裂政策，将永无实施机练，功罪之分，成败之界．至为显明，匪独国人所深知，抑亦敌友所均悉。
我总理遗训，唤起民众，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至理昭垂，放今尤为切合，总裁所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救国之责任，早已普及深入于国人之心，乃有胜利抗战，以进入第五年度。今年成为我国最艰辛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问题，恍若泊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又因以便利敌人之乘问抵隙，不得不有望于总裁暨中央请同志之毅然决然，进谋国内和平之巩固。窃以为镇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转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至于共产党所言所行，苟系有违国人公意，必不为国人所爱护，何须施以武力。如其有力可用．我党自应询国人公意，而加以爱护导之于有用之地，亦无所用其危疑。我党政策彰彰在人耳目，如何发扬广大，责任在我。几诸所陈，率秉爱国爱党之衷心，希垂察焉。
宋庆龄 柳亚子 何香凝 彭泽民
一月十二日
陈嘉庚致国民参政会转国民党政府电
国民参政会转中央政府钧鉴，全国军政长官全国同胞公鉴：
去岁春间，庚以商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率领慰劳团回国慰劳，并考察战时军政现象，民间情形，以及经济生产事业，语其大旨，不外面端：一则藉视祖国抗战实情如何，最后胜利有无把握；二则搜寻各种进步实证，携回宣传，鼓舞侨胞，加强捐汇，自春祖冬，阅时九月，西北高原，东南领海，足迹所经，几十五省，而耳目所及，士兵则艰难苦战，不顾死生，民众则勇跃效劳，不惜血汗，爱国精诚，真足使人感奋；惟政治不及军事，贪污尚尚据津，喷喷人言，亦无可诧，所幸领袖贤明，举国拥戴，强敌虽然末退，胜利确有可期。比及南归，据实报告。寸心本无爱憎，片言绝不杨柳。海外华侨，捐资救国，纯为热情所驱，不以有党而增，亦不以无党而减，推倒满清，朔赞民国，救济灾难，捐输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千万人同此心，当地法令，共产党既不许潜藏，国民党又未能活动，百千人中，有党籍者，一二而已，多数华侨，成能明识大体，发扬正义，不分党派，爱护国家，抗战之韧，获得国共两党，统一对外，莫不勇跃欢呼。不意中途磨擦，谣琢续兴，遂至热望冰稍，义捐停缴，或者庆首理额，骇汗相告，庚总侨团，义难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