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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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心了。黎东方大师心里显然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那么，这些话就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
“＇黎东方说：＇‘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云南至缅甸的这条路，也是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是用来运军需物资？还是运民生物资？若运军需物资，则显然军需物资绝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如何能导致物价上涨？若用于运民生物资，那么，中国有哪一类民生物资必须依赖进口？是影响市场物价的重要因素？这段话完全是胡言乱语。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像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不到一年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这个老百姓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洋花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好家伙，小地方的物价上涨，能带动附近的城市，最终能带动全国的物价上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理论。我总算明白国民党的政工宣传为什么那么烂，原来都是如黎东方之类的人物来做。
“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之一角，像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那是平常的事情。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源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
自民图三十二年九月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各部队住院各类病患者患病及死亡人数统计表
32年7月至33年3月止
病 类 患病人数 死亡人数 百分比
传染病 40285 11401 33。07
呼吸系统病 14947 3527 12。27
消化系病 25728 7601 21。12
循环系病 2253 723 1。85
骨系病 1803 202 1。48
神经系病 2485 539 2。04
泌尿生殖系病 6249 1268 5。13
感觉器病 5677 613 4。66
皮肤系病 19147 1474 15。74
其他 3216 113 2。64
合计 121817 27461 100。00
本片从经济、金融、兵员、战斗力等方面论述“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然而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有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那也只是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本片的分析用残缺、虚假的表面现象，去论证一个重大的结论，并有意隐瞒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的结论。这就是一个伪证，以逃避国民党由于反动政策所造成的责任。
实际上引起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过重的田赋造成农业生产大滑坡，继而滥发钞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其表现为分散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却很小，因而对中国的抗战却是有利的，日军沿海封锁并不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只能对获取重要的军需物资产生影响。
粮食是一切民生经济的基础，粮食的短缺才是物价飞涨的主因。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国府手里，这一地区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国的粮仓。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高额田租和无节制的税赋、兵员的索取，破坏了农业的再生产，使农业生产逐年下滑。手中无粮，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为的通货膨胀。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战时，国府实行了经济“统制”，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以抑制物价、稳定经济。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发放救灾赈济款，只发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后在中央银行兑零时，扣去24元手续费（请见《白修德回忆录》）。这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昨天你的财产还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这里暗藏着疯狂掠夺民间财产的目的。还有光复后，对伪币的兑换率问题，顷刻之间造成大量民众的破产。这种疯狂掠夺的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没有食用油、没有纸张、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机关、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制鞋、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合作社38、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小型机械、军需品、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
边区政府对这些灾民进行了移民安置，鼓励并协助生产自救。明令：谁开的荒地，就归谁所有。
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建立了一个较稳定的经济体系。同样也通过“统制配给”制度，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机构，这个制度比国民政府做得更彻底，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发薪奉，连一根香烟也是配给的。
将共产党的作为与国民党的作为相比较，真可以说：从此决定了“中国之命运”。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日军方面对1944年状况的描述：
以下摘自《剿共方针》1944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P191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