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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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声音带有那个时代所烙下的特有的印记，在《金锁记》（此篇文章中仅以《金锁记》为讨论的对象，而不以《怨女》为对象）中，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就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恶”的缩影，在此，张爱玲恰恰没有遵循她的“参差的对照写法”。
当虚伪遮蔽了一切，生活必然呈现出可怕的阴暗面貌。那些时刻晃动着的鬼影正在无情地侵蚀我们的灵魂，恶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到的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残忍，主人公的行为游离在现实之外，但又在悲苦中漂泊，精神上的通达洗练基本上都带有矫枉过正的成份。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让张爱玲在哀怨与叹息中诉求着人类的情感纠结，欲说还休的人生体验无法满足一个作家对世界的阐述，她需要吟唱惊心动魄的爱情与婚姻之诗，但是现实与理想毕竟还有那一步之遥的距离，能否跨越这道生命中的悲愤之坎，是一个人期待与渴求的愿望。
对美好事情的仿真刻画可以让一个作家有自我解嘲的享受，然而对任何事情三缄其口，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并不符合具有反传统与叛逆倾向的作家的心理。张爱玲无法沉默，当然也无法遮蔽，她需要释放心中所有的能量，将全部的怒吼都撒向笔下的女人。她们带着恶的愿望与人交流，那样更能获得真实的感受。毫无疑问，单纯的恶也是偏执的愚蠢所造成的真实，其中没有任何斡旋的调解剂。在张爱玲那些具有某种特殊倾向的小说文本里，恶已经成为愤怒的标志。
在《半生缘》这部张爱玲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中，通篇都是善与恶的较量，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对绝。沈世钧的善良与懦弱让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对爱情表达的机会，曼桢的真实却并不为人所接纳，尽管有许多虚拟的感受需要让人去承受，但她的善良与痛楚也是在存在的限度内被欲望化的生存所消解。关于恶的两个极端，祝鸿才是上帝安排下的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带着一股喧嚣的气焰搅乱了所有的温和场面，屈辱的历史开始占居了整部小说的主导。曼璐的一切计划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她操纵着所有的安定或罪恶的因素，她并不复杂，而是简单到了令人揪心的地步。所有的人在她眼里都无法得到宽容，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妹妹，这种做法也只有张爱玲能在不愠不火的书写中缓缓生成。
张爱玲能够描写男权制社会里女人的恶，这本已是她想象中非常大胆的成分了，可是她还有出奇制胜的第二种方式，那就是描写男权制的社会里男人的软弱，重要的是这不是男人善的表现，而是恶的极致，我们在张爱玲的笔下能经常见到这样的软弱男子，长白（《金锁记》）、沈世钧（《半生缘》）等人都是悲情氛围里的一味药剂。张爱玲的恋父情结虽然没有在她的小说中表露出来，但是通过这些混乱年代里男人暴力的消失与熄灭颠覆了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理念。
张爱玲笔下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显然不会比现在更，但是出生名门的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们都还没有摆脱清朝风尚所遗留下来的余韵的影响，她们带着自己安静的心情度过一个又一个世俗的日子。对于自由的向往不属于这些锈迹斑斑的心灵，她们只能在养尊处优的位置上度过黯然的一生。
有时我们总能感觉到，张爱玲是在挥霍她笔下人物的能量，困境的接踵而至让人无法拒绝人物内心里所发出的呐喊的声音，他们需要拯救，需要安慰，可是张爱玲像是举行某种仪式一样虔诚地告诉我们，真相就是如此，再无挽回的余地。《创世纪》中的全少奶奶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是被张爱玲所安排在我们眼前的障碍，她们在末日前的腐朽表现让人感到难以名状。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在此出现了更加顽固不化的特征，一切都成为了被动的精神博斗。
善恶这种潜规则与人类群体的命运结局是无法分离的，尤其是张爱玲将善恶截然分开后，生命的律动舒缓似乎停止了，反而却成全了卑微灵魂绝望的呼喊。她笔下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也需要靠眼泪来骗得人们的同情，在他们的对立面，主要人物的声音被激励着，他们也不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立场与爱憎，因为毕竟还有更多的疑问在等着他们去解答与推辞。玩世不恭的张爱玲还是终究没有忘掉自己批判的本性，她站出来强烈地抗议着疯狂的侵入，张扬的信念被激发出来了，书写的真实让许多人无地自容。
有时候，张爱玲迫于现实的无奈，经常把受难进行改装与整容后当作一种创造悄悄地渗透到小说文本的写作里。受难的母题历来就是作家们难以驾驭的使命，如果处理得不到位的话，更多的写作就会前功尽弃而流于滥俗。受难与眼泪双向互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书写的根据，它们对世人的诱惑让那些被炼狱洗涤过的灵魂也无法抵挡。张爱玲就是如此，她预见性地指出事情发展的方向，同时她也会事后诸葛亮一样将事情的原委对旁观者们和盘托出，然后神出鬼没地抽身离去。
张爱玲在现实的善与恶中成功地激怒了一批人，那就是后来步她后尘的一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道的女作家，她们不仅在这一点上吸取了张爱玲给她们留下的丰富的营养，而且在吸收了之后不假思索地将张爱玲再次推向了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后人的洗礼。这种颠倒的做法曾经在中国文坛一度非常流行。那个时候，张爱玲成了“作家中的作家”，她的影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成长出一批忠实的贩卖者。在“游戏”的过程中，张爱玲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虽然为许多人所仰慕，但这种仰慕里都带有刻意而做作的成份。
后来的女作家们都将张爱玲笔下的善恶之念进行了超越性的改写与嫁接，她们的目的也就让作品更富有艺术的意味，而剔除了张爱玲通俗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爱看张爱玲的同时又要违心地告诉所有的人说，张爱玲是无知的。张爱玲费心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利用了，这是连她自己也难以预料到的可悲的结局。
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逐渐有了区分善恶的能力，那么阅读张爱玲就是一个体验成长隐痛的过程，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张爱玲将一些惊世骇俗的善恶理念诉诸笔端，表面上是在制造矛盾和冲突，以解决叙事的平面化，但是强烈的历史感与责任感还是驱使着她去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实这本身也是由善恶观念所决定的。
张爱玲的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对人的恶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她的小说里也有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张爱玲真正的文学创作的时间也不长），潜意识里流露出的那份执著随着善恶观念的重度渲染而走出了离经叛道的囚笼，重新回到了自然与“荒野”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构成了批判最基本的时空条件。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与家长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是张爱玲几乎所有小说文本中批判得以成立的契机，批判那个时代女人的奴性，批判其从属于男人的悲凉。这一切批判又都建立在爱与同情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看完了张爱玲的小说后来反观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是能深深地觉察到作家对人物身体的温情眷念。虽然有些行为只是象征性的，但其精神内涵中还是希望女人浮出地表而接受人性的洗礼，即使这种希望也是虚无飘渺的。
其实，女性本真的柔弱与善良在张爱玲的笔下已经变异，在现代的外包装下女性的善也有了恶的因素的渗透，无意识的批判被真相所拆解，张爱玲古典善恶理念的躯壳所包裹住的小说文本在现代社会必然变成了一种消遣的速食品，而不是拯救堕落的圣餐。
第二章批判张爱玲（5）
女性书写的压抑与困惑
我们发现，许多现代作家的小说在新时期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显得苍茫而遒劲，因为它历经过公众的考验，在这中间，女性书写永远是一个“丧花怒放”的母题。自从五四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声音书写着时代的堕落与黑暗，愤怒与抗争，悲欢离合与人情世故，这些带着女性细腻与体温的书写让中国的小说至今还没有沦落成为明日黄花。
张爱玲与萧红是这些女作家中最为独特的两支，她们代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书写的真实的声音。相比较起来，张爱玲更专注于女性书写，也就是说她写旧时代的女性更为地道一些。对于女性追求独立意识这一点，张爱玲与萧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萧红是以一种暴露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对待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而张爱玲希望她们都能以独立的姿态站出来与男权社会和家长制进行抗争，但是时代的黑暗性只能以毁灭者的疯狂来扼杀每一个善良的女性，即使就像曼璐这样的“红粉骷髅”，张爱玲也是对其倾注入了自己富于同情与温暖的目光，而不是对其加以鄙视与污蔑，这样的描写也是出于对笔下人物负责的态度，她不可能违心地去背叛一些既定的原则让曼璐变得像一只温柔的小鸡，这并不符合作家富有独特性创造的法则。
对于旧时代的女性，我们在中国现代作家巴金、柔石等人的笔下经常会见到，她们的身影晃动在我们周围，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归宿，时刻处于恐惧之中，弱女子形象就是旧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形单影只的标签。在张家玲笔下同样如此，只不过她比巴金等作家更为集中地整体性地描写了一群弱女子形象，而且这些弱女子各自有着各自的特点，她们惟一的共性就是在男权社会下的受压迫与虐待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白流苏（《倾城之恋》）、王娇蕊和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郑川嫦（《花凋》）、小艾（《小艾》）、虞家茵（《多少恨》）等女子的遭遇都是如此，受夫权制和父权制的约束，她们或者受到自己丈夫的性虐待与欺骗，或者受到自己父亲的摆布与利用。
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婚姻在她看来就是“长期的卖淫”，她这样对婚姻的理解也是出于她亲见了许多那个时代女性的遭遇。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整体上受压迫的地位是不会一夜之间就能轻易被改变的，所以这样的冒险书写在男权制社会中仍然具有典型性。就像她所说的：“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这种简单的结论在现代女人看来似乎是无耻的，但张爱玲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言说激怒了许多的当代女性是在所难免的。
在《谈女人》这篇文章中，张家玲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这样论说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张爱玲随即就补上了：“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有女人的苦衷，男人也有男人的痛楚，张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