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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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批判陈忠实 （4）
当有记者问及众多读者对《白鹿原》性描写如此细致原因何在之时，陈忠实特意清清嗓子，亮明自己对“性、爱”这两个字在认识上是极其严肃的。“我对这个问题比较踏实，《白鹿原》中的性描写不是随意的，在动笔之前经过了认真的考虑与权衡。之所以形成大家看到的关于性、爱的表述，是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据我所知，古今中外大家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都未回避爱和性的问题；”（果真如此？何况“未回避爱和性”与像《白鹿原》那样浓墨重彩地描写性行为细节并非一回事，《巨人传》属于古今中外大家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吗？《战争与和平》属于古今中外大家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吗？它们都像《白鹿原》那样对性行为大书特书了吗？）
“其二，《白鹿原》这部书所涉及到的那段历史中，爱和性的问题恰好是国人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的纽带，从五·四开始，爱的心态与性的心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倒奇了，《白鹿原》这部书“所涉及到的那段历史”，其实也就是清朝灭亡至国民党杂大陆溃败这三十多年，恕我见识浅薄，我从未在任何一位社会学大家那里，看到这一阶段里“爱和性的问题恰好是国人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的纽带”的结论，陈忠实老先生看来确实是横跨文学与社会学两大领域，目光独特，难得难得。）
“第三、解放以来一段时期，较左的文艺政策把爱尤其是性行为视作禁区，新时期开始后，即有先驱者打破坚冰。”
（言下之意，“别人写得，我也写得”，其实何苦如此，大丈夫在世，想说就说，想写就写，大可不必找这样的借口。）
看来，对于性描写的度，陈忠实在创作前的确是深思熟虑过的。说完上面这三点考虑，他面对记者还进一步坦陈了自己在内心为“写性”设定的三项原则——
第一是不回避，因为性的问题不容作者回避；
（还是这句话，陈忠实并非不回避，而是津津有味地写了又写。）
第二是撕开写，大胆撕开禁区的黑幕是第一要害；
（既然“较左的文艺政策把爱尤其是性行为视作禁区”，如今“新时期文学创作”早已开始，性描写早已经不再是禁区，何苦还把自己武装成勇闯禁区的英雄？）
第三是不做诱饵，即把握分寸，不要把性写成激起读者兴趣的诱饵。
（但显然，“不做诱饵”这点，主观客观上都很难做到。最后连陈忠实也不得不老实承认：“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多写两句性也是可能的。”）
正是因为陈忠实对写性深思熟虑却对写“情”思谋欠佳，导致《白鹿原》对于女性的设计，仍是走两个极端，里面的女性要么很专一，比如白灵、白赵氏及小说中的多数女性角色，要么很淫荡，几乎是人尽可夫，比如小娥。在这两个极端之外，缺乏那种更健康更自然的女性形象。
尽管如此，总而言之，其实我本人是非常佩服陈忠实老先生在性描写上的功力的，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啊。然而，我不太明白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只要稍微写点男欢女爱，动不动便被斥责为“自寻堕落的下半身写作”，而陈忠实老先生更具挑逗性的详尽性描写，却被赞扬为锦上添花之作，看来陈老先生不仅具备超一流的性写实能力，更具备在立贞节牌坊与以露骨性描写吸引观众之间走钢丝的高超技艺。
陈忠实杂技之三：在“书写民族苦难史”与“49年以来现实生活的缺席”中走钢丝
众所周知，厚厚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白鹿原》，叙述到新中国人民政府成立便嘎然而止。在小说临近结尾部分，模仿《百年孤独》的经典句式“多年以后……”带出了几笔关于文革期间红卫兵们对白鹿书院的破坏，此外，绝少提及49年以来现实生活。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惯例，很多以写“民族秘史”为己任的有志作家，一旦写到新中国成立，便语焉不祥、闪烁其辞。应该说，49年以来，新中国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势也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败笔，或许是不敢“言今”，或许是缺乏批评那些历史败笔的勇气和能力，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们，一旦涉及这些其实并无明文规定的“禁区”，便都成了哑巴。如此巨大缺陷，放到别的作品上尚可原谅，而放在“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的“代表着我们民族良心”的《白鹿原》上，则让人不无失望。
作家必须了解一段历史然后才能写好那段历史，是因为陈忠实不了解49年以来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所以刻意在《白鹿原》中忽略了这段历史吗？显然不是的。对于49年以来最块土地上的一切，陈忠实本来最应有深切体会。他从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到一九八二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一九七七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他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然而，尽管如此，陈忠实却宁肯通过查阅资料获取第二手经验去写民国白鹿原上的历史，却主动舍弃自己亲历并完全具备第一手资料的49年后的白鹿原，实在让人遗憾。
我大略看过陈忠实的一些成长中的故事，深感其真实性和感染力远在《白鹿原》虚构的多数情节之上。比如，少年陈忠实在求学上的艰难故事——“其父靠卖树（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供他上学已经难以为继。勉强上完初一之后，他必须休学一年，以便让一脸豪气的父亲实现一年后让他哥哥投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在不得已呈上休学申请书后，这刚交十四岁的孩子“在送他走出校门的温柔善良的女老师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透亮的泪珠”，牢记着她“明年的今天一定来报到复学”的叮嘱，然后转身离去。然而，这一年的休学竟意想不到地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一九六二年他二十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上一年这个学校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今年四个班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他们全班剃了个光头。父亲临终时忏悔说，“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
这完全是白鹿原上发生的一切的自然延伸，然而我们在《白鹿原》中读不到。一部远离当下的生活，没有当代史的“秘史”，如何可以被当作“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问题，不知道陈老先生在走钢丝时究竟知晓不知晓。
第五章批判池莉（1）
批判池莉：媚俗与市井的挽歌
作者：刘波
一个人在灵魂的迷雾中寻找光明，结果在想象的迷宫里打破了神秘，从此走上了书写人生的快意江湖，这是一个人对悲剧的反叛，也是一个文字漫游者精神历险的征程。女作家池莉就是这样走出了狭窄的文学圈子而在公众场合名声大噪。她代表了文学的另一个市场——极度的媚俗。
从世俗的爱情走向苦难的婚姻，这是人生恐惧症状中最为普通的部分，感性的洪流占据了整个虚构的词语世界。真正的声音是在诗学意义上的发出的，在怀疑的精神上的发出的，而不是在假想的断裂体系中体验。从《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到《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池莉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从《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到《惊世之作》、《生活秀》，池莉开始把通俗作为可靠的表演技巧。如今，这位严肃作家竟然沦落到了《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地步。虽然其间的《看麦娘》在字里行间偶然会呈现出些许的深刻，但这也无法掩盖她本质上的庸俗。我们从她的小说中再也看不到一丝明亮的色彩了，再也感觉不到诗意的温情了，现在充斥我们耳膜的只是一堆无法辨识的噪音。
在默默无闻地走向成名而轰轰烈烈地走向了死亡的背后，池莉被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作了一种利益之争的武器，作为文学走向通俗的牺牲品，我们从她的作品中能看到的只是肥沃的土地上一片杂草丛生的景象。
新写实的神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正当先锋派小说家们站在形式探索的制高点上眺望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一群从地下冒出的作家也开始了他们的突围表演，他们不像先锋派那样沉湎于想象的世界，而是将自己的笔触伸向了生活的现场，这群人被称为“新写实”。这个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家是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这几个作家曾经在新写实的小说创作道路上精雕细刻，最后却不由自主地滑向了自我复制的迷津。
方方作为新写实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她一直与社会保持着某种距离。自从写了令人称道的代表小说《风景》后，方方后来又写出了大量有份量的作品，如《埋伏》、《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奔跑的火光》、《乌泥湖年谱》等小说，她一直默默地坚守在纯文学这块阵地上辛勤地耕耘着。刘恒写完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后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世俗的诱惑使他沉迷于影视而荒废了文学，现在他干脆亲自上阵，导演了大型古装剧《少年天子》。而刘震云在写完四卷本的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后，在文学界反应平淡，应者寥寥，他也终于耐不寂寞而与通俗电影导演冯小刚合演了一场关于手机的荒诞戏，借着电影《手机》的公影而推出了他的同名小说，这种捆绑销售的伎俩让他也逐渐地走向了文学的末路。
而池莉作为新写实小说派的一员与方方、刘恒、刘震云相比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池莉虽然没有像刘恒那样干脆做起导演，但是她也没有像方方那样能沉得住气而稳重地坚守纯文学的阵地。自从《来来往往》和《小姐你早》陆续被拍成电视热播并受到观众的青睐后，池莉原来给自己定下的不写剧本的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