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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十作家批判书ii-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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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时甚至是猎奇),不擅长探析繁复丰富的人性。这,对一个现代作家来说,难道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世俗已经让池莉在理性面前变得寸步难行,她缺乏一种有说服力的力量。一旦碰到深层次的东西,池莉就无法坦然的面对,而只能是通过情节的延伸弥补这种理性的缺陷,但是时间长了,这种伎俩也会暴露出它的诸多不合时宜的方面来。媚俗已经不可挽回地葬送了池莉的深刻与理想,她的小说已经与人文精神无关,甚至与道德、理想、拯救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她有的只是捉弄、扭曲和无穷无尽的欲望叙述。    
      一个作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拯救苦难中的人,而不是将他们当作一种调侃的对象去入侵,甚至灭绝。池莉笔下的人物一旦承担了调侃的责任,同情就成为了幻想。    
      媚俗让池莉无法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作过多的挣扎与重建了,她的小说中缺少的那种温暖的氛围已经被世俗消解到了最为原始的欲望,她只是图一时的快感来呈现对生命冲动的感受。但是它已经被平面化的叙述慢慢地腐蚀了,剩下的就是那些矫揉造作的夸夸其谈的叙述过程。叙述似乎被抽空了继续繁荣昌盛的可能性,池莉的媚俗写作也就走向了一片黑暗的沉沦的森林。    
    


第五章批判池莉(5) 

    爱情与婚姻的苦难策略    
      有人说,婚姻与爱情是两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婚姻的现实与爱情的乌托邦之间有时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池莉在她的小说中就渗透了这种思想。我相信,池莉并不是一个爱情高手,所以她的方式在许多人看来是老套的,有着太多的偏执与绝对。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两情相悦者可以顺理成章地走向婚姻的殿堂,但一旦走进,爱情从此就可能丧失。所以池莉笔下的爱情总是单纯的,与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格格不入,人总是容易受到伤害,不管这种伤害是有意的还是无意中受到的。池莉很早就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就是《不谈爱情》,池莉对于爱情是持反对观点的,庄建非与吉玲之间的婚姻靠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生理上的性欲的支撑。爱情在池莉的眼中是虚假的,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支配我们往婚姻的围城里走的主要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欲。爱情是可笑的,爱情也是可怕的,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池莉的观点现在依然支配着她的写作。    
      在《你以为你是谁》中,宜欣与陆武桥之间的那种爱情是真实的吗?或许它在池莉的虚构下有一种真正的成分,爱情是可以尝试的,婚姻却无力去面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逃避婚姻的原因。池莉过于简单地想象了两个人对于爱情与婚姻的认识与理解,宜欣作为一个女博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她的行为却并像一个高级女知识分子的做法,他尽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去追求一些东西,但是她却在理想达到之后逃避这些东西,最后又世俗地奔向了一个老外的怀抱。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池莉在此仅仅只是为了编造故事,至于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我们去推敲的。池莉的小说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真实,而并没有灵魂与精神上的真实。宜欣与陆武桥的爱情,康伟业与时雨篷的爱情,这些都是所谓新新人类的作法池莉将它们生硬地套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显出一种时髦感。这种故作姿态的写法可能在当时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是一旦时过境迁,这种写法的弊端都会暴露无遗。它缺乏一种艺术上的真实性。    
      池莉在她的长篇小说《口红》中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她真实的想法,这本通俗小说早在几年前就臭了一街。那时候,我们还在关注着池莉究竟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惊喜,现在看来这种期待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对于《口红》这部小说的写作,池莉有一段话堪称“经典”,她这样说:“口红是女性永恒的代表,是女人永远的心理需求,它具有现代意义,是抽象、阴性、和谐的,特别有味道。”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与“蝴蝶的尖叫”没有任何区别,它们总是让人联想到情欲。其实情欲在池莉的小说中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她笔下的情欲总是表现在主人公在将爱情当作人生最美好的事情的瞬间。    
      现在来总结池莉的小说创作特点,那就是美好的爱情加上苦难的婚姻构成了一个人生命的过程。池莉很少去探讨结果,因为她不知道结果怎样,爱情与婚姻这种本能的行为有时候令人心碎,有时候却又令人绝望。这种爱情加婚姻的结构模式成为池莉小说创作上最为普遍的景象,《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以及《水与火的缠绵》等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贯穿到底。生活本来就没有多么大的起色,但这种没有起色的生活在池莉的笔下更失去了真诚,变得黯淡无光,甚至是疲惫与恐惧。    
      《来来往往》是一部写城市人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池莉对男主人公康伟业极尽的调侃与讽刺之能事。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男人下海经商成了一种时尚,康伟业就是这许多下海男人中的一个,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发现婚姻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于是婚姻的危机出现了,他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令许多走入围城多年的中年人困惑的问题?    
      在这部小说中,池莉显得非常老道地站出来对事情或人物品头论足一番,以增加小说的深度,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我们读到的大段大段的大而无当的议论不但没能为小说增添光彩,反而从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本就不出色的叙述。靠什么来支撑小说的筋骨,这是池莉无法迅速地解决掉的难题,尽管她写得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但是小说中暗藏着危机四伏的凸显的问题让她别无选择。康伟业与段丽娜之间的婚姻危机最终也没能被彻底的解决,或许这就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方式,婚姻有时候就只需要两个人的维持,它有时甚至只能勉为其难地苟且,这是社会为婚姻铺就的道路,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否则只能是以两个人婚姻的尽头早早收场。    
      对于自己写《有了快感你就喊》,池莉说她就是想写好一个男人的故事,她说:“就想写一个男人。男人自有迷人之处,但是很难写,许多男作家,也写不好现在的男人。好多小说写男人都写得很脏或者很糙,以为脏和糙就是男人的英雄主义,以为说大话流大泪就是男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太不是了!写男人我觉得有意思,很富有挑战性。我觉得基于我现在男人的了解与琢磨,我可以写好一个男人。”池莉将这种说法延伸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看到是也是新的迷惘。她无法像新生代作家一样直面这个问题,而总是居高临下的作总结性的言说。这样既不会犯了众怒,又显得优雅得体。    
      池莉固定腔调的写作方式似乎越来越给人一种垃圾拼盘的感觉,她去追逐时尚与流行,花更多的时间去猎取街头小报上的那些八卦新闻。尤其是在《惊世之作》这样的小说里,池莉太热衷于八卦了,我们在这部中篇小说里通篇看到的都是八卦式的情节。它们显得离奇而缺乏真实性,列可立的那种矛盾的性格让整部小说显得杂乱无章。仅就真实性这一项而言,我们就可以找到多处破绽百出的情节,池莉在制造悬念上也是个拙劣的模仿者。她没有欧·亨利式的幽默,也没有爱伦·坡式的鬼魅,虽然情节跌宕起伏,但是那是做作的冲突,始终逃不出做秀的嫌疑。对于美好的爱情,她已经丧失了信心,对于婚姻,她似乎再也没有正经的言说,她有的只是对爱情与婚姻的悲观主义论调。她在很早以前就“不谈爱情”,如今的社会爱情更是一种被嘲讽的对象,池莉根本也就不把这种浪漫心灵的东西放在眼里了。    
      池莉的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同样是沿袭了她处理爱情与婚姻问题上猥琐性与虚无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着革命家庭背景的漂亮女孩曾芒芒喜欢文学,对未来有着自己美好的憧憬。但是她的父母是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以一种虚荣的心理对待女儿未来的爱情与婚姻。渴望爱情的曾芒芒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寻找爱情,她在三年的时间里处过五位男朋友,最后都以双方不能门当户对而告吹。曾芒芒的单位上有个南方小伙子对她很好,她同时也陷入了对这个小伙子的爱恋,但当她考虑到那些对方家庭条件和学历等世俗的问题时,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段美好的姻缘。在非常偶然的一次同学婚礼上,曾芒芒遇到了内向的男孩高勇,两个单纯、敏感的年轻人迅速地坠入了爱河。在他们热恋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性爱经历让两人瞬间陷入了尴尬,于是他们准备结婚。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两人为各种世俗的分房、办证等繁杂的生活细节所困扰,与此同时,两人也因为有了相互的了解而发现与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并不一致,曾芒芒一度陷入了困惑的境地,但是迫于形势,婚姻还是照常举行了。婚后不久,高勇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考研上,不经意间,芒芒怀孕了。对于此事,丈夫和婆婆都十分反感。孩子生下来了,研究生却没有考上,高勇异常苦闷。此时,曾芒芒和高勇的婚陷入了破裂的危机,曾芒芒决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提出离婚。在婚姻的平淡无味的日子里,曾芒芒的工作却有了起色,成为了单位的骨干力量,受到领导重视的她分了房子,自己也开始变得洋气和富有女人魅力。而处于弱势的高勇却总是不得志,终于有一天,他去了深圳,经过一番打拼后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有了自己新的爱情。曾芒芒知道此事后也不愿意说破,最终让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继续在迷茫中前行。    
      这种对世俗爱情与婚姻的重复言说已经很难再让我们建立起对作家的信任,无论是在爱情的巅峰还是在婚姻的深渊,池莉都很难以大刀阔斧的勇气与胆识开辟第三条道路,我们只能一方面缅怀爱情的浪漫与温馨,另一方面将婚姻的痛楚与感伤深藏心底。    
    


第五章批判池莉(6) 

    道德说教与话语颠覆    
      小说中的慷慨激昂的议论会因其过度膨胀而喧宾夺主,这是许多平庸的作家都曾经有过的缺陷。我们且不说她的那些主观意识极强的议论影响了小说的叙述,仅就议论本身来说就是犯了小说创作的大忌。这样的一些议论我们在西方十九世纪的古典小说里经常见到,但是小说艺术发展到二十世纪,那种对于叙事的关注已经不是议论所能左右的了。如果一个作家经常要忍不住站出来对某件事情发几句无关痛痒的牢骚,那只能说明作家的创作趣味已经有了江郎才尽的危机。    
      在十九世纪的外国作家中,像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古典小说家都乐于在自己的小说中教给人们应该怎样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们就俨然自己是读者的上帝。这些作家为读者所制造的傀儡效果让人不免心生厌恶之感。    
      池莉在她的小说中也是经常犯那些伟大作家的通常爱犯的毛病。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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