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花怒放-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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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可看到摇滚巨星们为救济各类自然灾害和战祸的受害者、为各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为艾滋病及癌症等绝症的罹患者举行的难以计数的义演和义录义卖……
所有这些行动，纵然未能使最为顽固的反摇滚势力根本改变对摇滚的反感态度（塘鹅新闻社的埃德加·伯曼就曾针对“生存救援”这一人道壮举评论道：“这只意味着我们在进化的阶梯上向下走了新的一步”，他认为对那些现场观众而言，观看这种“古怪噪音”和“怪异举止”意味着他们的品味与智力降到了尼安德特猿人之下），但起码让摇滚暂时扬眉吐气，在无尽的罗网之中探头而出，自在地呼吸到了几口自由的空气。
应当留意的是，正是在“人权”演唱会这类行动上，在摇滚的顺境之中，也体现出了摇滚乐手们更为清醒的意识和摇滚不断反思、在操练中前进的本质。
斯汀在“人权”演唱会期间曾经指出，“‘生存救援’行动使得人们相信有奇迹，但事实上奇迹不会发生。‘生存救援’筹到的钱还在用于救济非洲灾民，但多数人已经于此毫无意识。”因此，斯汀希望他的音乐能够超越仁慈之心，他开始致力于让听众真正发自内心地关注人权和环境保护。这种努力同以往一样，依然是以音乐本身为手段的。斯汀公开宣称：“我不赞成良心复苏的说法，良心一直存在，我也不同意涉足时政的歌曲作品已经在70年代末消亡的说法。”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在用作品说话。《蓝海龟之梦》、《无物可与太阳比拟》都令人不能等闲相看。像《独自跳舞》这首歌，描绘的是智利那些失踪的政治犯的遗孀。这类题材和斯汀的态度是60年代摇滚乐既革命又死守艺术堡垒的典型再现。如同另一位摇滚名星杰克逊·布朗（他一直固执地践行着摇滚理想，屡屡因用歌声公开抨击美国的中美洲政策等而受到禁播、骚扰）所言，这类歌“有着极其深刻的含义，因为它提出的意象本身就需要作出解释，你必须看得深远一些才会懂得它真正的含义”。
同样，彼德·加布里埃尔、保罗·西蒙、“说话脑袋”乐队等摇滚乐手和乐队也并不仅把非洲音乐当作灵感来源，他们将自己所实践的“世界音乐”也视为使人类良知真正落到实处的又一手段。保罗·西蒙的《圣地》因到南非实地录音而同时遭到种族主义者和“非国大”的夹击，既是摇滚向来两面受气遭遇的重演，也是摇滚不懈抗争的又一见证。
尽管这种抗争越来越难，尽管在艺术与道德、政治、经济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越来越难，摇滚却从未放弃努力。而且这种努力越来越成为深厚思考基础上的行动。“大赦国际”是吸引了最多摇滚巨星的国际组织，在“人权”演唱会之后，它已从一个拥有8万平均年龄40岁成员的地区组织成为拥有42万平均年龄20岁的极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然而，正如该组织美国分部负责人杰克·希利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大赦’对艺术家而言乃是一种观念，这是他们自有的观念，这就是我们合作得如此有成效的原因之所在。他们追寻着完美的歌曲、完美的诗句、完美的雕像，而我们追寻着完美的世界。”因此，他也相信，如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改变了他的听众一样，斯普林斯汀自己也已经在巡回演唱会中发生改变。斯汀的话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他说：“‘人权’巡回演唱是我做得最满意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同其他摇滚大事不一样，不再是摇滚精疲力竭地抗辩，而是坚定主动地投入以艺术改变世界的又一场斗争。
当摇滚在并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一呼百拥的主动抗争中也保持了它被缚时的清醒而非陶陶然（杰克逊·布朗曾对这样的抗争也直言不讳：“任何时髦的事都会变得不时髦……任何引起太多关注的东西最后都似乎会消亡”），我们更可相信摇滚的操练会不可阻挡地深入人心。
我们看到，在无穷的罪名和罗网之中，摇滚于艰难跋涉之中不屈不挠，而且于愤怒之中恪守天职，不与对手一起轻易毁于无妄之火，而是仍然以无穷的艺术探索来化解罪名与罗网，使只善于破坏和指责的敌人（乃至同路人）最终或惭愧或悔恨或悻悻然而归，摇滚却一次次在较量中赢得更多的人倾心相许。同样，在或可吞噬摇滚的钱潮掌声中，摇滚难能可贵地瞪大双眼，于同样无穷的诱惑之间左冲右突，力图使四面奏鸣的强拍弱响成为横流人欲中的亮丽清音，使心有灵犀者或可悚然而觉，不致全身心陷入泥沼深潭。凡此种种，必使摇滚终能得成沛然莫之能御的大力，于人生社会之中操练不已，其消亡之日，恐非如其无可奈何的反对者们所言，是在可见的未来。而于摇滚的热衷者们乃至于持稍微公正之心的旁观者们，摇滚的种种业绩毕竟多于劣迹，因此，在他们的心中所要呼喊的是：
继续操练吧，摇滚！
199210—19936
于北京劲松
激情之旅：自我的废墟新版后记
新版后记
那天在山上吹着风喝酒，一个小朋友说，知道吗，我那时候看完《伤花怒放》还给你写过信，那时侯我才17岁。
我突然想起了在写这书的时候，我也写过几封信，其中有写给Ａｎｔｉ－Ｒｏｃｋ的作者的，这人让出版商回了几句，说是他的书都是引用别人的，每段都要经过许可，所以我最好也是如此，不要间接引用云云，现在想来，除了代序里说的那些原因，心里憋气，也是当时花了许多冤枉钱的原因之一。另一封信是写给一个叫Ｊａｍｅｓ什么的作者，是好几本传记的作者，此人能把几个最充满激情的思想家（我当时的心头好）都写成冷冰冰的格式，我那信也有质疑的意思，不出所料，回信冰冷之极，呵呵。我至今保留的只有一封，就是我认为不可能有回音的一封信，它来自我当时心目中的圣人——以赛亚·伯林，他客气地感激我对他的赞美，其实我只是用蹩脚的英文写了他的作品对一个东方热血青年的激励。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北京四中，我当时单位的办公室，由于宿舍太远，我在办公室过夜，北风呼啸，其声清晰无比。在一张红横格信纸上，我写下那些现在已经记不清的呓语。伯林回信的信签干净无比，我印象极深，但信里真正让我动心的，是他说他的作品能让远在东方的我心动，应了一句话：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当时我不清楚这是句西方的老话，但是他冷静而亲切的风格，让我从此对每本书有不同的体认，对自己写过的东西，既多了一份感情，却添了一种旁观似的冷静。
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年之后还会有这书的再版，那时候不可能预知时代的变迁会如此纷繁，但至少知道自己的思想总会发生变迁。这些年来，有人批评过我太看重哲学，也有人说我后来写的很多东西没像这书那样有“深度”，或许你们都对，只是现在我想要做的，是让看这新版的人不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冤枉。所以这些图片真的是经过精心挑选，如果论找过图片的图书和杂志，的确是车载斗量，花的时间跟当时写这书差不多了，其中有些图片及说明，也有针对原作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否定的影子在里头，但愿苦心没白费。
要感激的人太多，除了当年帮我买书印书和现在继续激励我的亲朋，书前书后费心夸奖这书的各位朋友，批评这书的同志也要感激，没把你们的意见印在书上，但记在心上了；感激我的读者们，毕竟，书在你们手中才真正有了各自的命运。
郝 舫
ｅｃｓｔａｓｙｆｕ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