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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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于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看到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第一次呈报廓尔喀兵入侵围攻聂拉木的奏折，立谕军机大臣，指示处理办法，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起事之因。由于从前鄂辉、成德、巴忠未将西藏欠廓尔喀之债查明清还，含糊办理，交噶布伦私自还给，唐古特人“性本琐屑，复不照原议给发，致有此事”。差去的噶布伦又不善办事，末与廓尔喀讲明限期还结，并拆毁桥梁，致廓尔喀人怀疑生变。其二，委官前往。保泰闻信，即赴后藏，如已查明办妥，固属甚好，若暂时不能完事，即令四川总督鄂辉前往处理。其三，少派兵士。鄂辉不必多带兵丁，仅挑五十名绿营兵带往即行，彼系总督大员，领兵前往，廓尔喀自必闻风胆落。西藏现有达木蒙古兵丁，如再需要，可于土练番兵内就近调取一千余人，内地太远，不需征派内地兵士。其四，班禅不动。保泰所奏迁移班禅于前藏，“亦属太过”，班禅住在扎什伦布，人心安帖，倘一移动，“后藏人众必致纷纷扰乱，不成事体”，保泰决不可轻移妄动，“致惑众心”。但设若真有变乱，不得不移，亦不必拘泥于此旨，亦可迁移。其五，谕示廓尔喀，尔等前经悔罪归顺，封锡王爵公爵，“膺受恩典”，唐古特纵有欠债负约之事，亦当诉于驻藏大臣，“恳求剖断”，自能代其查办，并责处失信的噶布伦，乃并不呈明驻藏大臣，擅自围攻聂拉木，“大肆猖狂”，著鄂辉、保泰多写示帖，严行晓谕，使其畏惧慑服。［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可说是不明病因，药不对症。如若真象他所指示的不移班禅，鄂辉只带儿十名兵丁入藏，不调内地兵丁，发几张告示恐吓一下，廓尔喀就会震惊求降，藏事即了，那可真要出大祸，不仅后藏会遭受更大的骚扰，说不定班禅还可能被敌军掳去，乱子就更大了。当然，不能责备乾隆帝糊涂无能，不会应付突然事变，这位已经君临天下五十六载的万岁爷，应当说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英君明主，他之所以犯此错误，完全是由于不明真相，被庸臣蒙骗了。他既不了解巴忠、鄂辉、成德伙同噶隆丧权辱国纳银赎地的真相，对鄂辉等人所呈“一切事务俱已妥为安置，欠项俱已还清”完全相信，又误信鄂辉之言，以为廓尔喀兵不堪一击，一听大军入藏，即便仓皇撤归，因此才轻视廓尔喀兵入侵之事，下此谬误谕旨。但是，他毕竟不愧为有为之君，很快就揭穿了鄂辉等人的骗局，了解了真情，确定了征剿廓尔喀的正确方针。
就在保泰之折到京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三日，巴忠因请求赴藏“效力赎罪”未被允许，便“投河淹毙”，乾隆帝非常惊异，马上感觉到必系巴忠自恃系多年御前侍卫和钦差夭臣，“凡有事件，俱系自专”，今见滋生事端，心怀疑惧，短见自戕。
过了十三天，五十六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知悉廓尔喀兵占据了聂拉木、济咙，驻藏大臣保泰调派藏兵和达木厄鲁特兵二千防守各隘，便谕军机大臣传谕阿桂、福康安奏陈对策，并着重指出，如保泰不能完事，“必须动兵时，即遣福康安前往办理。”
藏区接连传来不好的消息：廓尔喀兵侵入扎什伦布，抢掠后于九月初七日撤回本国，留千余兵屯据聂拉木、济咙等处；驻藏大臣保泰惊慌失措，防御无方，竟奏请将达赖、班禅由前藏移至青海泰宁，幸好为达赖拒绝，才未移动；总督鄂辉、将军成德畏敌惧战，缓慢前进，御敌无方，拥兵四千余名，听敌抢掠后退走，又不猛攻余兵。乾隆帝感到，不发大军征剿，难以收复失地，更难制止今后廓尔喀的再次入侵，因此，下定决心，委任新帅，准备大举进攻廓尔喀。
九月二十日，他革去保泰、雅满泰驻藏大臣之职，命福建水师提督奎林和副都统、原驻藏大臣舒濂代之，以后，又将保泰枷号示众，革鄂辉总督和成德成都将军职，授奎林为成都将军，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士毅摄四川总督，命和琳为驻藏大臣。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召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入京，面授方略，授其为统率大兵进攻廓尔喀的将军，后又为崇其品级，封为大将军。他又任猛将二等超勇公海兰察和成都将军奎林为参赞大臣。
乾隆帝遣派乾清门侍卫、巴图鲁、章京额勒登保、永德、珠尔杭阿、阿尼雅布等一百员随军从征。九月中，鄂辉、成德己调派汉屯兵二千二三百名、滇兵二千、察木多兵二千及换班兵一千二百余名入藏，乾隆帝又调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川兵三千、金川、德尔格、三杂谷、绰斯甲布屯练土兵五千，合共一万四千名左右。大学士兼摄四川总督孙士毅遵照帝旨，竭力筹办粮食，除西藏粮台存粮三千石、喇嘛商上现粮四千石以外，又发银在藏内采买。藏族人民积极支援大军进藏驱逐入侵的廓尔喀兵，踊跃出售粮石，孙士毅又每石加价一倍，亦才三两，较之内地运去一石需银三十余两，省费十倍，共筹集粮食七万余石，还有可供食用的牛羊一万八千余只，足够大军一万五六千人一年多的食用。藏民还愿继续售粮，达赖亦愿再供粮数万石。
乾隆帝拨发巨量银两，以供军需之用。孙士毅在五十六年九月中买粮时，是动用四川藩库“备贮军需”银一百零五万两。乾隆帝予九月十五日下谕，命户部于四川就近省分拨银二百万两解往四川供军需用。五十七年正日，两淮盐商拱箴远等呈称，大兵进藏，剿除敌兵，愿捐银四百万两，“以备凯旋赏赉之需”，帝令收银二百万两，存贮运库，听候部拨。二月初一日，又纳受长芦、山东盐商捐银五十万两、浙江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二月二十七日，帝谕户部拨银一百万两解赴川省，供孙士毅使用。不久又拨银二百万两解往四川。
乾隆帝除命福康安责令官兵携带枪炮弹药弓箭赴藏外，又令其在西藏采办。济陇呼图克图及藏内各寺堪布、扎萨克、喇嘛、噶布伦，“因办理军务，均各奋勉图报”，将达赖库内存贮火药二千四百佘斤、铅子二万八千斤、大小炮三十余位，“尽行交出备用”，又将各人自养之马献军。为运输军粮、达赖、班禅、噶布伦、戴绷、第巴、营官、各寺呼图克图“踊跃趋事”，将自己所养之牛“助出乌拉”，很快就筹集牛一万五千头，“分派各粮台，往来运输无误”。［2］甘肃、青海蒙古王公、土司、部民亦积极支持大军，甘肃庄浪土司鲁孙氏以大兵进剿廓尔喀，情愿赶办干柴十二万斤，以备应用，于五十六年十一月运至丹噶尔交纳。青海各扎萨克于福康安进藏时已备马数千匹，达赖又遣人前往青海，晓谕蒙古，购实马匹以供军用。乾隆帝十分高兴，几次下谕嘉奖达赖等人，赐达赖哈达、珍珠串，赐出力之堪布、扎萨克、喇嘛、噶布伦缎子，授鲁孙氏之子承袭指挥使世职，加恩赏戴花翎，达赖等人交献的马牛、火药、铅弹、大小炮位，亦予加赏，“酌给价值”。
乾隆帝亲自督促，精心安排，调遣王兵，筹办了大量粮草、枪炮弹药、马牛，为大举征剿廓尔喀入侵之军和夺取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条件。
二、连降谕旨 指授用兵方略
乾隆帝对进剿廓尔喀入侵后藏之军，规定了作战的方针、目的和重要策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进军目标是直取阳布（今加德满都），征服整个廓尔喀，战术是精兵深入，“捣穴擒渠。”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一日，他看到四川总督鄂辉所呈分兵防守图后，下谕斥其“所办殊属非是”。他指出：“从来行军之道，全在能得要领，若攻其腹心，捣其中坚，自必纷纷瓦解”，岂有于通敌道路一一派兵防守之理，著军机大臣传旨，对鄂辉、成德之“懦怯无能”严行申饬。他接着又说：此旨到时，料福康安早已驰抵边界，将屯聚的敌兵全部歼灭，续调的屯土官兵，及索论、达呼尔兵，亦已陆续齐集。“福康安即统领五六千劲旅进剿，为捣穴擒渠之计”。［3］
过了十二天，三月二十三日，福康安等人的奏折到京，言及廓尔喀首领禀称，唐古特人欠债不还，沙玛尔巴红教喇嘛致噶布伦之信，宣扬廓尔喀军强大之势，并“虚声恫喝”。乾隆帝十分生气，谕军机大臣：“福康安等惟有坚持定见，勉奏肤功”，在扫清境内之敌后，“再行厚集兵力”，直抵敌都。福康安现檄廓尔喀王叔缚沙玛尔巴献送军，如能成功，其功不小，若对方怀疑观望，“福康安等即当统兵深入”，直捣敌都，“以期一举集事”。［4］
又过了十天，四月初三日，乾隆帝说得更明确了。他谕军机大臣：此时藏内原有兵丁及陆续调派屯土兵与索伦达呼尔兵，共有一万余名，加上添调的三千川兵，共一万三千余名，粮食足够食用，若兵力不敷，可于川省兵丁或屯练土兵中就近再调三四千名。廓尔喀“虽已并吞三十余部落，但从来用兵之道，惟在攻捣腹心，得其要领，则此外皆望风瓦解，不难一举荡平”。福康安等当厚集兵力，直趋阳布，使敌“失其所据，此外各部落自必纷纷瓦解，一举集事”。［5］
藏区奏折陆续前来，敌方情形知悉更多，乾隆帝感到有必要对进军的目的作些调整，即能灭其国，固为大胜，万一不行，也可乘胜允降班师。四月十八日，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廓尔喀系边外极边，地势险远，贼匪又于要隘处所，添设碉卡，抵死守御，若有万难深入之势。而福康安等统领官兵，声罪致讨，藏内僧俗番众人等，群系观瞻，事在有进无退。福康安等，既不肯事半中止，而限于地险，又难克期集事，或致彼此相持，老师糜饷，亦属非策。今反复筹划，若福康安等于官兵齐集后，探访贼匪情形，道路险易，事在可办，自必直前进剿，扫穴擒渠，将其土地给还各部落，永免卫藏驻兵防守，岂不甚善。福康安素性勇往，自不肯因有此旨，稍存迁就，功亏一篑。倘审度事势，实难直抵贼巢，或将济咙、宗喀一带拒守贼匪尽行剿杀，大振军威，或前抵贼境，与贼打几次胜仗后，贼匪心怀慑伏，望风胆落，差人前至军营投递察帖，悔罪乞哀，或可将计就计，令其坚明约束，俯允所请，准其投诚，振旅班师，亦完事之一法。然必先慑以军威……（使其）有所创惩，不敢复行滋事。”［6］
乾隆帝显然是认真记取了远攻缅甸遭受挫折的教训，决心不长期用兵边外，硬要达到难以达到的目标，不将“边外极边”之廓尔喀并为己有，进军的目的是制止其再次入侵藏区，保持藏地的安全，维护中央对西藏的管辖，最多是“将其土地退还各部落”而已。
以上谕旨，迅速传送到西藏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的军营，他们遵照帝旨，于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率锐卒约六千人出征，往攻济咙方向的敌军，另遣领队大臣成德（由成都将军降任）、岱森保领兵三千向聂拉木进攻。五月初，福康安分所部军为六队，督攻擦木。其地两山夹峙，中亘山梁，惟一径可通。廓尔喀军“据险拒守，拼死抵御”，福康安、海兰察乘阴雨绵密，连夜发兵，将弁官兵鼓勇先登，夺获碉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