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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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旨之奇在于，他对言官很不满意，颇有怪罪之意。弹劾贪官是科道的主要职责之一，“风闻言事”更是朝廷给与言官的权利，何况就在此旨下达的前十天，皇上还因言官未曾参劾墨吏萨哈谅、喀尔钦而下谕予以指责，可是，为什么今天仲永檀的劾疏，乾隆帝却要抓住其“访查”之辞而大做文章？他一则说鄂善是“朕所倚用之大臣”，非新用的小臣可比，显系暗示鄂善不会做出这种贪赃枉法的勾当，不是贪官，联系到十天前他对满尚书的操守打包票的谕旨，此意更为明显。再则他说不应“访查”，用近身小臣查，不可，用大臣查，也不可，恐其有个人恩怨，暗中访查，亦不行，是以不诚对待大臣，照此讲来，则大臣所做违法之事，是不能查了，是不该查了，只要是大臣，就可为所欲为，他人不敢说半个不字，天下哪有如此不讲道理的逻辑？三则他又怒冲冲地宣布，必将此事明晰办理，否则难以任用大臣，大臣无法身任国家之事，这简直是明显地对言官加以威胁了。四则又指责言官凭仗“风闻言事”，而不问虚实，纷纷渎奏，扰乱人意，于国无益，此话更是谬而又谬了。简而言之，乾隆帝之所以讲了这样一大堆不合情理以势压人的话，不过是告诉群臣，他对仲永檀之劾奏鄂善，是十分不满的，他将对其加以惩处。
按照官场惯例，臣僚对皇上的脾气、做法是善于体会的，能够剥开外表，从洋洋万言的谕旨中，捕捉到皇上的真正想法。奉旨查审此案的王大臣不会不了解此旨的要害所在和皇上欲图达到的目的，照说他们非常可能会按照帝意去审理此案，加罪言者。不料，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经过认真查审，弄清了事实真相，证明鄂善确系受贿，并据实上奏。
此举使帝异常惊讶，但乾隆帝此时毕竟不愧为英君明主，他并未坚持谬见，一错到底，而是承认事实，知错便改。三月二十五日，即其颁降奇谕后的第六天，他给王大臣下了长达一千余字的上谕，详述此案经过及勒令鄂善自尽的理由。乾隆帝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本意欲罪言官。御史仲永檀参奏鄂善得受俞长庚贿银一案，“朕初以为必无此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欲加其罪，但又因事未查明，难治仲之罪，故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审。其二，鄂善受贿是实。怡亲王弘晓等七位军国重臣屡经研讯，鄂善的家人及交银者俱承认确有此事，鄂善收了俞长庚送纳的贿银。帝又特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同鄂善进见，当面讯问。
鄂善初犹抵饰。帝谕告其人说：“此事家人及过付之人，皆已应承，”“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将谕诸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于家人，以全国家之体。鄂善仔细思考后，“乃直认从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是实”。其三，令其自尽，鄂善翻供。鄂善已经自认，“毫无疑窦”，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的大臣，“而负恩如此，国法断不可恕。若于此等稍有宽纵，朕将何以临御臣工”。因垂泪谕告鄂善：“尔罪按律应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宜自处之。又恐如此处理有过刻之处，命和亲王等四人会同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等再加详议。王大臣等奏称：鄂善“婪赃负国，法所不容，人心共愤”，蒙恩令其自尽，并不过刻。鄂善得知将被赐死后，突然翻供，妄称系因顾全皇上体面，皇上曾屡次降旨担保满尚书的操守，今己被劾，“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实未收纳赃银。其四，斥其欺罔，交部严审。乾隆帝见鄂善改口，十分愤怒，斥其“无耻丧心，至于此极”，原本欲待其诚心悔过，恳切哀求，而免其死，监候待决，今因其欺罔之罪，法当立斩，著将鄂善拿解刑部，命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严审。［26］
此谕最后虽说交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再审，但全谕含意异常清楚，乾隆帝已将鄂善定了纳贿、欺君的大罪，本应正法，加恩改为立即自尽，之所以要叫刑部、九卿、科道再审，不过是走走过场，欲图显示其公正郑重之意而已，刑部等衙门官员怎能不按帝意断案？
乾隆帝又估计错了，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审理的结果，竟将鄂善按照“受贿婪赃”之律治罪，把王大臣原拟的绞立决改为绞监候，未论其欺君之罪。乾隆帝甚为不满，于四月十五日下谕痛斥刑部等衙门办事之谬说：此案情节，从前所降谕旨，甚为明晰。鄂善婪赃受贿，自认不讳，因“欲以礼待大臣而全国体”，不忍明正典刑，加恩改为令其自处，乃鄂善竟尔翻供，“肆行抵赖”，此乃“欺罔”、“大不敬”之大罪，王大臣将其拟处绞立决，“实属情罪相符”。今九卿科道等官忽改为绞监候，仅以其婪赃轻罪论处，而置欺君、大不敬之重罪不问，实系“错缪已极”，“著大学士传旨严行申饬”，命新住、五十七前往刑部，带鄂善至其家，“令其自尽”。［27］
乾隆帝以上处理萨哈谅、喀尔钦、卢焯、鄂善四人的贪婪之案，虽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其决心惩治贪官，革除官官相护的积弊，力扫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员的恶习，不管是帝“所倚用之大巨”掌治戎政的从一品满兵部尚书鄂善，还是由知县升至巡抚曾蒙帝嘉奖的能臣卢焯，一旦知其苛索民财、欺压百姓、收纳贿银，即遣钦差大臣严审治罪，并举此为例，告诫群臣，使贪污之风有所收敛，于民于国，皆有所补益，对乾隆盛世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恒文市金短值奉旨自尽
郭一裕劾督遭惩革职充军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遣派刑部尚书刘统勋，查审云南巡抚郭一裕劾奏云贵总督恒文贪污一案，命其驰驿前往云南，会同贵州巡抚定长秉公严审，有关人员应革职解任者，一面奏闻，一面查办，按拟定律具奏。［28］
过了六天，四月十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关于郭一裕参奏恒文一案，著刘统勋见到定长时，将所奉谕旨，令其阅看，即一同前往云南，不必先行告诉滇省，以免漏泄。恒文之家人赵二，是此案要犯，当密为防范，勿令其闻风远飏。如查明案情后，应即将恒文摘印质审，一面奏闻，一面将总督印务，交定长暂行署理。
乾隆帝虽然派遣刘统勋、定长往滇，但一开始并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迹，故仅命二位大臣“前往查察”，未革恒文之总督要职，未明言其有贪赃之罪，并不象乾隆六年处理萨哈谅、喀尔钦那样，先定其性，革其职衔，命臣拟处其罪。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满官尤其是位列一二品的满大臣，颇有好感，甚为优遇，认为这些满员大臣不会做出负恩之事，操守比较可靠。与此相联的另一因素，是恒文的经历和才干。恒文是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连续四次升迁，任兵科给事中，外授甘肃平庆道，升贵州布政使，不到十年，从一个普通生员一跃而为从二品的大臣，其治政之能和交际之精，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乾隆十二年征金川时，恒文献计上奏：兵贵神速，往日在甘肃平庆道任上时，见提督以下各营，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择勇健者，名为援剿兵将”，预备旗帜器械及各种银物。而贵州却无此例，以致今年四月调兵，迟至六月方得起程，请仿照甘肃之例，预为准备，提督驻安顺，设重兵，于府库贮银五千两备用。乾隆帝嘉其能治事，调任直隶布政使，十六年升任湖北巡抚。恒文疏请采汉铜，广鼓铸，增筑武昌近城石堤，停止估价变卖省城道仓空厫，以备存贮协济邻省粮米，均为帝采纳降旨允行。十八年恒文署湖广总督，授任山西巡抚，二十一年擢云贵总督。二十二年三月，恒文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鞠实论斩。这些事情表明，恒文确系深受皇恩，蒙帝赏识，才由一小小生员任至主管两省军政诸事的从一品封疆大臣，这样的臣子能不念主恩而贪婪不法？乾隆帝实难相信。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随着查审的深入，真相渐明，郭一裕所劾恒文诸款，确有其事，刘统勋、定长据实上奏。
乾隆帝十分恼怒，于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下谕：前据郭一裕参奏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阅营伍，沿途纵家人收受属员门礼等情，“朕以恒文历任封疆，受恩最重，当不应至此”，敌遣刘统勋会同定长前往查察，今二人奏称，恒文买金一事，及其纵容家人收礼，俱属确实。恒文身为大臣，自应洁己为属表率，乃竟贪污如此，深负帝恩，著将恒文革职拿问，其有关人犯汪筠、罗以均等，著一并革职，严审究拟具奏。［29］
第二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阅恒文供词，内称购金系欲备方物进贡，与郭一裕商议，据郭说：“滇省惟金较贵重，我拟制金手鑪四个进贡，”因庇，令标员明柱向巡抚衙门领取金鑪样式，购金制造，以备进贡，等语。前曾屡次降旨，禁止群臣贡献，即使督抚上贡方物，亦不过茗柑食品等物，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献书画玩器，以示庆祝，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乃恒文藉词进贡金银，勒派属员，短价购买，冀图余利，“以致喧传阖省，殊玷官箴”。但郭一裕既以进贡金器怂恿总督，随以购金参奏恒文，“是复何心？”著刘统勋、定长将此情节，逐一秉公研讯。至于恒文的家人，或偶尔需索，尚可诿为耳目不周，乃金银赃物，计值累千，“是其网利营私，稔恶盈贯，何得仅以失察为解？”著一并严审具奏。［30］
过了一天，六月初三日，乾隆帝又下谕讲郭一裕劾奏恒文之事。他说：恒文身为大臣，藉口进献，勒派属员，短价取利，罪固难逃。但果如恒文所供，则郭一裕先以金鑪样式给恒文看，继乃以购金参劾总督，又明知金鑪不可进献，必遭严谴，乃告恒文以今年不进，“竟似恒文全坠其术中者，此乃市井所不为，岂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系郭一裕先曾制鑪备贡，后因恒文纷纷购金，阖省喧传，恐彼此俱致败露，遂不复进献，“而转以参劾恒文，为先发计，亦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