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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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毅然决定撤藩，于康熙十二年五月、八月，分遣大臣，前往广东、云南、福建，经办三藩撤调之事。吴三桂大怒，于十一月起兵反叛，各地党羽纷起响应，尚之信、耿精忠亦相继为乱，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福建、广东、湖南七省，以及湖北、陕西、江西大部分州县和宁夏，皆脱离了清朝的控制，一时，“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东南西北，在在鼎沸。”［3］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蒙古察哈尔布尔尼亲王，亦乘机发兵，诱约奈曼等部同反，给北京造成很大的威胁。
面对“三藩之乱”的惊涛骇浪，一些大臣惊慌失措，统军平叛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人，惧敌怯战，畏缩不前。在清朝统治出现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刻，年方十九岁的康熙帝玄烨，镇静自若，继续发扬其勇擒鳌拜的大无畏精神，调兵遣将，重用图海、赖塔、穆占等满洲能臣，撤换和惩治勒尔锦等失职王公，擢用效忠朝廷能征惯战的汉人和汉军将官张勇、赵良栋、蔡毓荣等人，厚赏从征士卒，亲自指挥征战，史称其“每日军报三四百疏，手批口谕，发踪指示，洞的中窾”。［4］因此，很快扭转了战局，屡败叛军，于康熙二十年攻下昆明，平定了猖獗一时的“三藩之乱”，并乘胜前进，遣兵渡海南征，统一了台湾。
南警刚解，北边烽烟又起。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击杀和硕特部鄂尔齐图汗、车臣汗，跃为厄鲁特四部之长。他占哈密，取吐鲁番，灭“回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并企图入主青海，吞并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康熙二十七年，他率军三万北征，连战连胜，迫使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投靠清朝。二十九年其军竟深入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严重威胁了清朝安全，京师为之戒严。
俄国沙皇政府从顺治时起，就多次派遣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勒索贡赋，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等侵略据点，并不断扩大其殖民辖区，欲图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地。它还支持准部噶尔丹的北进行动，一再派遣使臣前往谈判，宣称要给予准部大量军事支援。俄国殖民军依仗火器，十分猖狂。当时一位居住在宁古塔的文人说：逻车国（俄国）人造反，到黑龙江各地抢掠貂皮，“锋甚锐”，“其猛如虎”，善放鸟枪。他们还使用西瓜炮，能射击几里以外的目标，“必到敌营始裂，遇者必死”。［5］
康熙帝不畏强敌，坚决捍卫东北边区，一待平定了三藩之乱，就遣派兵丁，筑城置驿，筹办船只粮饷。准备就绪后，于康熙二十四年，命都统、一等公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北京、吉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满、汉、索伦、达斡尔族士卒三千余人，围攻雅克萨，迫城中俄军投降后班师。第二年正月，沙俄殖民军再筑雅克萨城，康熙帝获悉后，又命萨布素、郎坦等领兵前往，重重围困，敌军伤亡累累。沙皇政府遣使至京议和，请求解围。康熙帝宽大为怀，撤退了军队，委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一等公佟国纲，与俄使谈判，几经周折，最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保卫了中国神圣领土，解除了北境之危。
玄烨为了确保西北和北部地区安全，使喀尔喀三部蒙古能够摆脱准部噶尔丹汗的奴役和欺凌，重返祖居，自由耕牧，不顾绵延数千里的沙漠恶劣地形，不畏慓悍善战所向无敌的准部军队，摈弃了胆怯惧战贪图安逸的某些大臣的停兵之议，于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毅然统军三次亲征朔漠，大败准军，噶尔丹败病交加死去，其子女被策妄阿拉布坦押献至京，所部尽降。喀尔喀三部数十万蒙古兴高采烈地还居离别十余年的漠北故土，衷心感谢和拥戴圣祖“大皇帝”，于是阿尔泰山以东尽隶清朝版图，拓地二万里。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诸台吉入京朝贡，被圣祖分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自此“青海始为近藩”。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准噶尔兵，册立第六世达赖，委任贝子康济鼐、台吉颇罗鼐分掌前后藏。清朝版图又增拓二万余里。
在军事方面连续夺取辉煌胜利的同时，康熙帝在扭转财政危机，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极为可喜的重大成就。他即位时，年缺饷额四百余万两，千万人民衣食无着，大片田地荒芜。四川省人丁太少，“有可耕之地，而无耕田之民”。［6］长年故乱，严重影响了水利建设，河道失修，河患频繁，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淹没田园庐舍，沿河州县成千上万赤子葬身鱼腹。
以“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自许的康熙帝，为改变国穷民贫的艰窘困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鼓励垦荒，实行“更名田”等政策，保护耕地者的所有权，放宽新垦地的起科年限，使荒地迅速开垦成熟，六十三年内（包括雍正二年），耕地面积增加了一百三十四万余顷，比他即位那一年，增长了四分之一。［7］他认为，“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穷谷荒陬，皆居实惠”，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租赋。他在位六十一年里，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以灾蠲、逋蠲、轮蠲、大蠲等形式，蠲除赋粮、丁银和逋课五百余次，仅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次就蠲免江苏、陕西本年未完钱粮及明年应征钱粮六百万两，二十八年正月又免去江苏历年积欠二百余万两。从康熙元年至四十八年，共免去租赋一亿余两，相当于三四年的全国总收入。他又于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决定，三年之内，将全国各省钱粮和旧欠通免一周，共免银三千二百余万两。他还注意让佃农在蠲赋中得到一些实惠，令地主按蠲赋分数减收佃农田租，并于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明确规定，凡遇蠲赋之时，“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后又于四十九年重申此令，“永著为例”。［8］他还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使广大农民的丁赋负担相对稳定，不再增加，对减少农民因丁银输纳困难而逃亡的情况有所改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为雍正时“摊丁入亩”创造了必具条件。
玄烨对治河特别重视，他亲政以后，以河工作为与“三藩”决并列的三大要务之一，亲笔书写于宫中柱上，时刻考虑。还在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时，尽管国家财政状况比较困难，他便开始了整治黄河、淮河的工作，于康熙十六年委任杰出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第一次就拨款二百五十余万两。此后，随着国库的充裕，河工经费愈益增加，达到“岁费三百余万”之多，超过了历代任何一个王朝。玄烨还多次南巡，视察河工，提出了让水顺人意的治河理论和一些重要的指示，督促大臣认真修建，使治理黄河、淮河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对保护沿河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促进水路运输与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熙帝还下诏永停圈地，不许满族贵族滥收投充人户，放宽“逃人法”，革除或减轻了顺治年间祸国殃民的三大弊政的危害。他还一再惩办残酷虐待奴仆的八旗贵族官员，对迫害旗下家人至死的主子，从严处治，将原定奴仆三次逃走者正法的规定，改为免死发往宁古塔。
康熙帝治政的极为难得的一点，是崇尚节俭，“惜财用”，“不妄费”，多次责令臣僚减少宫中用费。他在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宣布蠲免全国钱粮的上谕中指出，正因为“每发供御所需，概从俭约”，所以能以历年节省的储蓄，供蠲赋赈灾之用。［9］他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的遗诏中，总计在位时用度说：户部币银，全用于征战、赈饥，河工岁用三百余万，而他的巡狩行宫却不施采绘，每处不过用银一、二万两。连曾经长期出入宫廷为圣祖讲课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对他的俭朴美德极为佩服，称赞他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10］
由于康熙帝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又自奉甚俭，因此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经济相当繁荣，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国库也由一贫如洗而变为粮谷充实帑银日增。他即位时年缺饷额四百万，很快就变为库存余银八百万，到康熙五十年积存至五千余万两。玄烨的长期励精图治及其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给通常所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聪明的孙子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楷模。
三、皇父锐意改革 国库充盈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玄烨逝世，乾隆皇帝的父亲胤禛即位，一般称为雍正、雍正帝或世宗。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虽不无可疑之处，他对政敌的处置也过于无情，甚至对同父所生的骨肉同胞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十四弟允禵，也残酷虐待，或阴谋杀害，或革爵监禁，因而声名不佳，被反对派给他扣上“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好杀”、“诛忠”等十大罪状。他在执政的十三年里，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些弊政危害较大，不得人心。但总的来看，平心而论，他仍不失为一位勇于进取、兴利除弊、政绩卓著的杰出的封建名君。他有很大的抱负，有较强的革新勇气，要“振数百年之颓风”，“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灌”，以达到“澄清吏治，又安民生”，“天下永享太平”。［11］
康熙末年，由于圣祖玄烨年事渐高和诸皇子的争夺嗣位使他心力交瘁，政务比较松弛，官吏贪污之风盛行，钱粮短缺、赋银拖欠、国库空虚的情况相当严重。户部历年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江苏从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1712…1723年）拖欠赋银八百八十一万余两，加上历年积欠三百五十三万，共欠一千二百三十国万余两。兼之，自康熙末年派遗两路大军屯戍西北，准备进攻策妄阿拉布坦，花费了巨量银米。这一切，使国库存银急剧减少，从最盛时的五千余万，下降为八百万。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整顿吏治，清查亏空，充实国库。他多次下诏，督促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严厉追查，惩治侵盗公款勒索属下的贪官污吏。他责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赔偿户部亏空银一百五十万两，以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他人冒支正项钱粮一百余万两而抄没其家，因原任山西巡抚苏克济勒索属下州县巨万银两而籍没其家财产，赔偿亏空。
康熙年间钱粮火耗日渐加重，有的州县催收一两正额赋银，竟要民间多交四五钱的火耗，还有其他名目的额外苛派，以致“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12］州县官吏将这些收入，一部分呈送上司，一部分作为地方公事用费，一部分吞没入己，既苦了百姓，又无助于国库的开支，还为他们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因为，既然上司接受了下级的银两，就不得不对他们瞻徇容隐，任其横行，从而加剧了吏治的败坏。雍正帝多次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