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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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士天，四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就乌鲁木齐采粮一事，下达专谕说：“昨以明亮查奏，乌鲁木齐采买粮食之价格，与时价不符，显有浮开冒销情弊”，因令喀宁阿驰驿前往审办。此案系索诺木策凌、奎林任内之事，奎林不过糊涂，失于觉察，且在任不久，于该处州县，或不致有交通情弊。至索诺木策凌，在任前后几及十年，前于经方案内，既曾收受节礼，“该处地方官藉采买之名，将价值以少报多，希图侵冒肥橐，若非该管都统有收受馈送之事，岂肯任其浮开冒销，以致官价与时价迥不相符？”著传谕喀宁阿将此旨告诉明亮，一面将各州县官解任，严行鞠讯，究出实情，“毋得稍存将就瞻徇之见。所有军机大臣查讯索诺木策凌等奏片，一并发往核对。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27］
乾隆帝此谕抓住了要害，乌鲁木齐各州县官员大规模地捏报粮价吞没帑银，一定取得了都统的支持、承认和许可。都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不分肥，不收受属员贿赂，就不会容许他们营私舞弊，这是官场通例。执政四十多年经验丰富的乾隆帝，深知此情，故很快就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指出必须查究都统索诺木策凌收受馈送之事，并责令罢各州县官员之官，“严行鞠讯”。钦差大臣喀宁阿与乌鲁木齐都统明亮，自然要执行帝谕，因而促使办案进展迅速，不久就作出了有关此案基本事实的结论。
四十七年四月，喀宁阿、明亮之折到京。这两位大臣奏称：乌鲁木齐各州县采买粮食浮开价值一案，原系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其地“粮麦价值平贱”，各州县官却不照市场卖粮的实际价格报销，而浮开多报。比如，小麦每京石用银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不等，州县却以每石一两八九钱具报。据各州县官供认，每石多报银三四钱或五六钱，通计各官历年侵冒银两自一万两至数百两不等。各官又供认“通同舞弊”，馈送都统索诺木策凌银两自一千两至数千两不等。现在已将新疆各官严密查抄，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一体查抄。［28］
乾隆帝阅过此折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谕军机大臣：“迪化等州县，采买粮食，辄敢浮开价值，冒销帑项，又复交结上司，公行贿赂，此事实出大奇”。索诺木策凌在都统任内，既经收受属员如此之多银两，“各属等任意开报，侵冒分肥，实出情理之外”。现已谕令喀宁阿等秉公审办，除各旗员在京家产已经查抄以外，所有业已离任的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六犯，著传谕各该督抚，即将六犯革职拿问，解交刑部，其原籍与任所货财，均予严密查抄。现在仍在新疆的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健、何琦、于得升六犯，其原籍家产一律查抄。将此谕由六百里发往各有关省份。［29］
过了两天，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索诺木策凌收受属员大量银两，革其盛京将军之职，派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前往盛京，将索诺木策凌押解热河行在，命庆桂补授盛京将军，其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德平、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建、何琦、于得升、湖图里等犯，亦一并革职拿问，解京交部治罪。同日并谕革前都统、现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林之一等承恩公爵，命其叔傅玉袭承。
不久，福长安奏报：索诺木策凌因无质证之人，对其听任属员采买粮食浮开价值及收受属员银两之事，“藉词支掩，匿不吐露”，其家人郭子所供经手收受情节，亦不实不尽，现即押带索诺木策凌与郭子赴热河，以与德平、王老虎、邬玉麟等质对。帝于五月十二日下谕：据喀宁阿奏：查讯德平等一干人犯，“其所供历年采买浮冒及馈送索诺木策凌银两礼物，俱一一供认确凿”，现在押带各犯起程赴京，再行核对。估计该人犯等至京，尚需时日，著将各犯所供情节钞寄福长安，令其阅看，就近严讯索诺木策凌，待庆桂到任后，即押该犯赴热河质讯。其现在监禁于刑部的徐维绂、邬玉麟、王老虎三犯，著刑部堂官派员于五月底解赴热河审办。［30］
五月底至六月，各主要案犯押至热河，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行在邢部审拟，复命行在大学士、九卿会审定拟具奏，案情很快就查明落实。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宣布处理意见：德平等各犯经手采买粮食侵吞帑银及馈送都统之事，均已查明属实。德平、湖图里等侵吞银自数万两到数百两不等。索诺木策凌始犹畏罪狡赖，及再四严鞠，方行供认。上年甘省冒赈一案办理刚完，今又查出乌鲁木齐侵蚀采买粮价银之事，本应从重究办，但此案“亦因冒赈案内查出，事同一例”，同样办理。湖图里在宜禾县任内侵蚀银三万三千余两，又亏空库银数万两，著即处斩，其子亦照甘省侵冒案内银在四万两以上犯人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邬玉麟系缘事发遣新疆人犯，竟混入都统衙门办事，如同幕宾，胆敢向各州县交结勾通，私纳贿赂，得赃银三千余两，情节甚为可恶。王老虎、郭子系索诺木策凌管门家人，私向德平等犯勒索银一千余两之多，复敢代为其主承认收受属员银两礼物，希图为其主卸罪，尤属狡诈不法。邬玉麟、王老虎、郭子俱即行处绞。索诺木策凌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侵蚀银一万两以上之德平、伍彩雯、王喆，侵蚀银一万两以下之徐维绂、傅明阿、木和伦、张建庵，俱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交刑部存记，届期请旨分别办理。［31］
八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因窝什浑供出馈送索诺木策凌银一万余两，下谕将二人处死。他说：乌鲁木齐采买粮食浮开价值一案，索诺木策凌身为都统，任听属员侵冒浮销，且收受德平等馈银数万余两，“始犹狡供，希图卸罪，经朕亲加鞠问，始吐实情”，现又查出原奇台县知县窝什浑曾馈送其银一万余两。著将索诺木策凌照国泰、于易简之例，派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会同刑部堂官，“宣旨令其自尽，以为大臣辜恩昧良者戒”。窝什浑侵用帑银四万余两，实属法无可贷，著传谕刑部堂官，待该犯解到京师时，即将该犯正法。［32］第二日，八月二十二日，他又下谕，将侵蚀银一万两以上之德平、伍彩雯、王喆立即处斩。二十四日，以傅明阿、木和伦二犯之侵冒银两，“究由上司勒索，与监守自盗者有间”，徐维绂曾有守城之功，张建庵吞银较少，帝加恩宽免四人之死，将四人分别发往烟瘴地方及黑龙江充当苦差，虽遇大赦，不得省释。［33］至此，乌鲁木齐官员采买粮食捏价冒蚀之案，告一结束。
三、抽换侵吞入官财物 陈辉祖被判斩监候
（一）帝观抄没物品 发现破绽 下谕清查 总督露出马脚
乾隆四十七年初，乾隆皇帝弘历观看浙江解京的原浙江巡抚、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的查抄家产，发现“呈览物件，大率不堪入目”，与这位货财多达三百余万两的大贪官，很不协调，顿起疑心，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二月，布政使国栋至京陛见时，帝“面加讯间此事”，国栋并不据实呈奏。［34］
同年夏季，帝在热河时，布政使李封、升任安徽按察使之盐法道陈淮、皋司王杲俱至热河陛见。乾隆帝亲自询问三人浙省办理查抄王宜望家产之事有无情弊，三人“俱各隐匿不言”。乾隆帝更为怀疑，于七月命新任浙江布政使盛柱“留心察访”。［35］
九月初七日，以盛柱奏称查抄有弊，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刑部侍郎喀宁阿（随即升任任刑部尚书）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名义上是会同大学士阿桂查看河工，实际上是去传达帝旨，将升任河南按察使的原浙江粮道王站柱解职，押往浙江质对审问。第二道谕旨是命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先清理此案。乾隆帝此时对陈毫不怀疑，认为是其属员舞弊，故令其办理此案。谕旨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物件一案，现疑有抽换抵兑之弊，已派福长安、喀宁阿往河南，将随同抄家之王站柱解往浙江。著传谕陈辉祖即同盛柱先行提齐人证和文卷，将原册与呈送北京之物体有何不符及抽换抵兑之处，“逐一根究，务令水落石出”。陈辉祖上年办理塘工，“颇为出力”，又系兼管抚篆，事务繁多，“或一时查察不到，尚属情理所有。朕于此事开诚布公，因陈辉祖受朕深恩，必不肯扶同徇隐，是以令其会同办理”。陈辉祖果能“一秉天良”，尽心查办，将来不过有失察处分，“朕必加恩宽宥”，倘不肯实力办理，或意存回护，一经钦差查出，则必不“曲贷”。［36］
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谕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货财一案，据盛柱奏称，“查出王站柱底册不符，抽换显然”，因派侍郎福长安、喀宁阿前往，但福长安等人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著在河南办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传旨，“令其将如何抽换缘由逐一供吐”，待福长安到河南时，即将王站柱交福长安带赴浙省办案。［37］
又过了两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谕说：前任浙江盐道陈淮来京陛见时，询其关于查抄王亶望赀财之事，陈答称已来京引见，不能知悉。然而“观其词色，甚属闪烁”，因命盛柱查访，现盛柱奏称，“有将金易银抽换挪掩情事”。陈淮驻扎省城，对此事断不能一无所闻，著传谕其“将如何隐匿抽抵，及何人换去金两，此外或有别项情弊，逐一据实具奏”，否则将予重惩。次日又命军机大臣谕令原系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报此事。［38］
此谕下达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览后大惊，才感觉到此案非同小可，并非仅系抄家人员营私舞弊，而与总督有关，闽浙总督陈辉祖难辞其咎，立于九月十七日下达四道谕旨。第一道旨是谕命将陈革职拿问，并简述此案经过。他说：前因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赀财，王既“恣贪侈用，而呈览物件无甚入观者，疑有抽换情弊”，因传谕盛柱留心察访。嗣据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子，仅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系将金易银”。又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显有抽换挪掩情弊”，因派喀宁阿、福长安前往查办，并传谕阿桂先往询问王站柱。现阿桂奏，据王站柱供称：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亶望货财，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交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当即造有三分底册。“我于六月初九日起身进京陛见，，即将底册一分呈送总督，其余两分分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