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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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看过萨喇尔呈述和卓木来归的奏折后批示说：“投诚之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羁留准噶尔为质”，未经放回，“情甚可悯”，“著萨喇尔即将伊派令前来入觐”，至回营时，“仍令复回原部，并将此预行告知，俾知感戴”。［2］也许由于不久就生变乱，二人未曾至京朝觐大皇帝。清政府遣兵送大和卓布拉呢敦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掌回务”。
乾隆帝对“投诚之和卓木”的如此安排，显然是表明此时他已确定了对回部（回疆）的基本方针，把它和哈萨克部区别开来，实行不同的政策。
对哈萨克，他只要求其朝贡，允许互市，保持与对安南等国一样的朝贡关系，基本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只不过清是大国，是天朝，哈萨克、安南等是小国，是“属国”，而对回部，则是把它当作与喀尔喀四部蒙古一样的“藩部”，将其纳入清朝的版图，征收贡赋，责令按期朝贡与入觐，重大问题要听从清政府裁处。虽然清廷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作，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从十三世纪以来，回疆就是蒙古察合台汗后裔及准噶尔汗的属部，归其统治，遵其命令，缴纳赋税，充当差役，佥兵从征，甚至和卓、伯克成为人质，听从准汗的差遣和奴役。现在既然准汗臣服于清朝，清政府当然有权接管回疆，当然对回部拥有统治之权，清帝与回部和卓、伯克和一般人员之间当然存在着君臣之分、君民之分。所以，乾隆帝得知和卓来归时，即令其入觐，既表示予其以目睹龙颜的恩宠，让其“俾知感戴”，也清楚地显示出从此以后双方就是君臣关系，和卓成为清帝属臣。
乾隆帝不仅在二十年四月进攻准汗达瓦齐时就决定了要统一回部，而且这时还基本上确定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通过遣使宣谕，让各和卓、伯克率部来归，以便和平统一回部。他的这一想法，是与当时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纷来归的事实分不开的，骁勇剽悍的准部台吉、宰桑都不敢与清朝对抗，都自动降顺，那么，一听准军到来就四处逃亡的回部人员，岂能举兵相敌，当然会仿其所为争先来归。所以，他敢于遣兵护送大和卓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并不将其羁为人质，又令定北将军班第遣人招抚大伯克霍集斯等来归和入觐。直到二十二年四月他还谕告军机大臣：大兵征讨阿睦尔撒纳及其他叛乱的台吉、宰桑，进展十分顺利，“即可剿灭贼众。厄鲁特等既皆翦除，则回部自可招服”。［3］
但是，随着回疆形势的发展，以及陆续吸取了阿睦尔撤纳权大生变和厄鲁特台吉、宰桑降而复叛的教训，他逐渐修改了策略，转变为抚剿兼施，力擒首领，招抚多数，而且就在招抚各和卓、伯克来归时，也十分警惕，尽力防止他们揽权割据独霸回疆。
在一段时间里，乾隆帝特别注意大、小和卓的动静，极力争取他们归顺清朝。他这样作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由于广大维吾尔族人员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教主大、小和卓在回疆中威望甚高、影响很大，拉住了两和卓，统一回部之事就易如反掌。何况，两和卓之能脱离地牢之苦，靠的是清军，清军不打败达瓦齐，他俩还得在牢中苦苦挣扎，他俩能不为有救命之恩的大皇帝尽忠效劳？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不理睬恩德之事，单就实力来考虑，拥有信徒上百万的大、小和卓，既然斗不过噶尔丹策零与达瓦齐，被拘于狱，那末，他俩又怎能和生擒达瓦齐的清军交战，怎敢拒绝“天下之共主”的大皇帝的招抚？因此，乾隆帝多次下谕，处理招抚二和卓之事。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定西将军策楞奏：“回人总管”阿底斯等禀报：布拉呢敦、霍集古等“向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隙”，现将回人并我等妻子移往库车、赛哩木、济木萨一带居住，若遣使招抚，“自必投诚”，移往吐鲁番。“查回人素受准夷奴役”，今舍伊犁而去，必不愿回，应即派员同阿底斯等前往招抚，将他们移住吐鲁蕃。［4］阿底斯的报告，有真有假，说二和卓带领回人离开伊犁，前往回疆，此事属买，而言其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仇有怨，则系谬误，此二城为回疆中的大城，二和卓及其祖、父在此有很大的影响，亲友属员很多，是他俩依靠的重要基地，怎能说“有隙”而不前去。显然，阿底斯这样说有其个人打算，那就是欲图利用清朝的威力“招抚”一大批“回人”，带到吐鲁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部下，听从差遣和纳赋，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属民，扩大了租赋收入，壮大了个人势力，而且也可讨好于清朝，得到赏赐，封授爵职，大大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策楞可能是由于不了解二和卓的情况，故听信了阿底斯的话，派员随其前往招抚，乾隆帝则因为早有统一回部的想法，故未加核实而听其行动。
也就是这月（四月）的二十七日，策楞再报：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两次遣人至军营，“俱未得达”，今又遣厄鲁特策勒伯探听清兵抵达伊犁的消息，“欲来投诚”。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布拉呢敦等“屡次遣人探信，如投诚之意属实”，策楞应立即派兵前往晓谕，他们设若亲至军营，“即准其归降，其如何安插纳贡之处，奏闻请旨”。［5］
（二）自立为汗 霍集占反叛
起初，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对怎样处理与清朝的关系，看法有所不同。布拉呢敦比较谨慎，不愿开罪于清政府，愿意接受清朝的辖束；霍集占则“好诈异常”，不甘为人下，力图独主回疆。
乾隆二十年秋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霍集占忘掉清帝救命之恩，“率众助逆”，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与阿会合，“兵势颇盛”，击败了萨喇尔和协助清军平叛的厄鲁特台吉、宰桑之兵，使阿在这次战争中避免了失败，进入伊犁。［6］第二年清军收复伊犁时，小和卓始率部逃归回疆，与兄长住在一起，他对清朝始终抱有疑贰之心。两弟兄意见分歧，霍集占势力大，能言善辩，对兄长的态度和行动，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自二十年夏被清军从地牢释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没有正式向清朝臣服和归顺，但也未采取公开敌视行动，而且还故意作了一件表示友好之事。二十一年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感到大、小和卓情形可疑，特派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阿敏道率索伦兵一百、厄鲁特兵二千及库车伯克鄂对等，前往察看和招抚。阿敏道于闰九月报告，行至绰鲁克特赫，途中收到以前遣往回部议定贡赋的侍卫托伦泰的奏报文书，言及去年已招降喀什噶尔，正与叶尔羌回人交战，被阿睦尔撒纳遣人擒去，后经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霍集占来到后，“即将阿逆使人杀戮”，派人护送自己出来。兆惠看过阿敏道的报告后，秘密通知阿敏道说：据托伦泰所报，“回城地方，并无事故，毋庸多带兵前往”，即同锡克锡尔格到叶尔羌等处“详察情形，如无抗违之意，即将回人等加意安抚”，“毋得扰害”。回人应输贡赋，查明数目，令其交纳。其应赴伊犁种地回人，务于十二月内携带牛具，前赴指定地方，“并令回人头目亲赴伊犁，以便询问”。兆惠将上述情况向帝奏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奖嘉兆惠“密饬阿敏道前赴回城办理事宜，甚属妥协”，“即照所奏办理”。［7］
也许是准部阿睦尔撤纳等人的降而复叛，给予了乾隆帝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在招抚大、小和卓的时候，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在上述谕旨下达后的第四月，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其办理各回部事宜”，现在阿敏道尚在叶尔羌，令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右副将军兆惠会同额敏和卓详细商议，或再派侍卫托伦泰、总管五十六前往晓谕。“其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看来布拉呢敦尚属恭顺，霍集占奸诈异常，应留心防范，相机办理”。［8］过了五天，正月十三日，他进一步明确谕示军机大臣：待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来到时，即派五十六、托伦泰一同回到叶尔羌、喀什噶尔，令布拉呢敦等“酌定贡赋章程，前来陈奏”，如他们遵谕照办，便可罢休，“徜稍有推托”，就于剿灭厄鲁特后，“再派兵往办理”。［9］
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前遣总管五十六、侍卫托伦泰带霍集占的使者沙呢雅斯去回城晓谕，“因中途阻滞”，不能前进，折回军营。请先行文通知布拉呢敦、霍集占，“责令前来投顺”。乾隆帝批示：“所办尚合机宜。第布拉呢敦、霍集占俱极狡诈，而霍集占为尤甚。伊等不即前来投顺，明系别生异心，即应派兵擒拿”。但因厄鲁特之事尚未办完，暂行缓办，待事成之后，仍令沙呢雅斯前往晓谕，“布拉呢敦等，如亲身来归，亦即擒拿解京，否则即派兵前往剿灭”。［10］此谕表明，乾隆帝已断定大、小和卓不会归顺，已经下定了将其擒斩的决心，只不过是因为这时还未完全平定厄鲁特台吉、宰桑的叛乱，不能同时两处用兵，因而暂缓。
过了半个月，乾隆帝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四月十八日，他看到兆惠奏报扎那噶尔布遣人纠合回部，为霍集占等所拒时，对二和卓未能归顺的原因和性质，作了与上不同的评断，批示说：“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原未附合厄鲁特，特徘徊观望，未即前来投顺”，仍遣五十六等带来使沙呢雅斯“前往招抚”，如将阿敏道送回，便可洞悉彼处情形。“第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即使归降”，亦不得仍居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著于吐鲁番、巴里坤二处，酌量指给一地，令其迁移，稍有推托，仍行拿解来京。［11］
此时乾隆帝虽然认为二和卓未与准部纠合作乱，但仍然感到形势不太稳定，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易生事端，故要采取预防措施，将其迁至清朝能控制的吐鲁番或巴里坤，使其不能为乱，而且还强硬地令其迁移，如不听命，即武力捕捉，解京治罪。可见，他已认识到，必须用兵，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招抚回部大小首领，才能统一回部安定回疆。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可惜为时已晚，霍集占、布拉呢敦等人已经先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