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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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自觉在华北的家乡山东不受赏识，孔子告诉他的弟子，他想到“九夷”居住。有个门生问：“陋，如之何？”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见JamesLegge，TheChineseClassics，Analects，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1970，I，页107．译注：见《论语》，第九，《子罕篇》。然而，孔子除了这次自许的话之外，他在著作中明白地表示：出游会妨碍重要的家庭责任，并且认为商业在先天上是卑贱的，接触外国人或淫巧的东西，所得无几。他在《论语》中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见Legge，TheChineseClassics，Analects，Ⅳ：19，页171．译注：见《论语》，第四，《里仁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Legge，TheChineseClassics，Analects，Ⅳ：16，页170．译注：见《论语》，第四，《里仁篇》。
从公元前二世纪起，随着汉朝的兴起，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社会上流阶层的道德规范及帝国官僚体系的基础。首次将华南大部分的地域并入中国版图的汉朝译注：作者所述有误，按秦朝已将华南大部分的地域并入中国版图，并设了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欣然接受儒家的思想，来加强皇帝本身在道德及政治上绝对的权威，以抑制强大的贵族。孔子不但提出古代商朝的观念——皇帝是天人之间的联系，而且他说：真正的统治者可以将社会“齐之以德”。汉朝的皇帝正式设立太学，传播儒家思想；受到孔子这位伟大哲人的影响，政府旋即赋予出仕与业农为良民的崇高职业，而商业跟货品交易相对地则被归为剥削及腐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工人后面，政府并以禁奢令限制他们穿着高级的丝织品。
在3世纪汉朝崩溃之后的混乱时期，中国北方的商业即使存在的话，也相当有限。当时中国人对于境外的人与地所拥有的一丝好奇心，都因为生存竞争而被遏止了。尔后的400年间，汉朝所分裂出来的国家，彼此之间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最后在7世纪初，李氏势力的兴起，取代隋朝，于618年建立了唐朝。唐朝的军队接着攻打位于蒙古的东突厥和据有中国东北南部、高丽的王国（译按：指渤海、高句丽）。胜利者又转而向西，征服了现在新疆的突厥人。
在新的大帝国境内，有大量的“蛮夷”：突厥人、回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是一个大熔炉，即使唐朝皇室本身的成员也有突厥人的血统。中国人虽然无法阻挡这些不同的民族所带来的魅力，但他们的好奇心已经因为儒者对外人的疑虑而趋于缓和。这两种心情彼此交战，就像海洋上多变的浪潮，变换毫无预警。最明显的例子就在唐朝长安的宫廷上，仿效异族与排斥胡风、竭财招待与极端迫害，同时并存。
长安虽然在汉朝灭亡之后，数度因势力交战而遭到蹂躏，但在7世纪的当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坐落于华北黄河中段的关中平原中心，方圆30平方英里，拥有百万纳税人口的巨大都会。环绕在内城和精心设计的皇宫大院之外的，是一个分为106坊、数百间寺院、两个大市场的外城。东市贩卖来自唐帝国境内的货品；西市交易的货物，则是来自印度、波斯、东南亚及更远的地方，甚至从遥远的非洲海岸来的异国商品。靠近东、西市的城市边缘，有许多酒馆，琥珀色的高脚杯装着葡萄酒，金发碧眼的胡姬翩翩起舞，向有钱的熟客耳语献媚。
沿着西市场狭窄曲折的街道，人们可以嗅到来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将檀木捣碎制成膏药，可以用来解热及治疗肠胃病；这里也有芦荟制成的止痛膏和使口气清新的丁香。来自索马利亚（即索马里）的乳香，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它和没药一样，用于治疗为流产所苦的妇人。这里也有化妆用途的波斯枣和香水用途的番红花粉，以及来自波斯可以增加性功能的开心果仁。还有沿街叫卖，号称可治疗胃病、来自缅甸的黑胡椒，和产自吐蕃用以消炎镇痛的浓芥末。有时候会见到稀有的高贵香料——龙涎香，中国人相信那是“龙的唾液”。世界各地所有治疗疾病的各种药物，都可以在长安的西市出价买到。关于唐代的舶来品，参见EdwardH．Schafer，TheGoldenPeachesofSamarkand，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1963；“IronianmerchantsinT’angdynastytales”，SemiticandOrientialStudiesPresentedtoWilliamPoper，UniversityofCaliforniaPublicationsinSemiticPhilology，Ⅺ，1951，页403—442。那些令人惊奇的东西，中国人用丝绸和瓷器来交换。这些美丽的瓷器是世界上真正最早的瓷器，不但坚硬，而且上了可以反映灿烂阳光的半透明釉彩。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觊觎这些神奇的瓷器，除了因为瓷器可作为装饰品外，阿拉伯人还相信（虽然是错的）这些瓷器能显示毒素。就像丝绸在1世纪推动了陆上的商路，瓷器同样地也成为7世纪印度洋贸易的原动力。
瓷器之路从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州，到苏门答腊、马来亚的香料港，再到锡兰和印度，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和阿曼（Oman），延伸了大约6000英里。借由季节性的季风的帮助，航程需要几个月。虽然中国的皇帝在7世纪遣使至高丽、越南和印度，但当时中国的商人和帆船，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到达了波斯湾。波斯商人长期以来就是陆上丝绸贸易的主要中介者，在当时也成了海上的商人，并控制了瓷器之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两种，一种是据说长200英尺以上可容纳600人的细长锡兰船，另一种是不用钉子，而将椰子纤维捆绑成的自制单桅帆船。船上的三角形大帆，可以使船只追循顺风的方向前进。因为波斯人会利用星座导航船只，并且为重要的星座与风向命名，所以在7世纪，波斯语成了行船人的共同语言。唐玄宗在开元元年（713年）即位之初，为了展现他对这些奇珍异宝视同无物，焚毁了许多珍珠、翡翠和其他华丽的衣服。然而四年之后，据《资治通鉴》（1067—1084年）由知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所编成）记载，有一个胡人来到皇宫跟玄宗讲有关南海富庶的情景：巨珠、羽毛闪闪发亮的翠鸟、锡兰的医术与珍奇药材等。玄宗印象非常深刻。于是下令监察御史杨范臣组织一个探险队，随胡人回到他的家乡。杨范臣反对，并提醒皇帝先前的不事奢侈。
杨范臣说：“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NCE4A之宫掖！此时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卷二一一，页六七一八。
译注：英文此段文字中，将“胡妪”译为barbarianshamans，似有误。玄宗放弃了这个计划，但其他唐朝的皇帝则毫不犹豫地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朝贡”天子的伪装下开始了与外国的贸易。如果外邦表现出极其恭顺的态度，又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孔子不也说过“柔远人”见Legge，TheChineseClassics，DoctrineoftheMean，XX：12，页409．译注：见《中庸》，第二十章。吗？而且，招徕蛮夷，用中国文明的光辉予以感化，那不正是统治万民的天子的责任吗？此外，贡品在朝廷隆重的典礼上，呈献上来取悦皇帝，也再度确认了唐朝的皇帝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权力。显然地，一个合理的对外政策，有助于掌握不安的邻国与不相往来的敌国。
据说，唐帝国的苑囿之中充满了异国的飞禽，如苍鹰、帷a、来自印度的绚丽孔雀，以及经由特使从高丽、中国东北、蒙古寻回的上等猎鹰。帝国边疆或更远地方来的水果——如桃子、香瓜、无花果，为了给皇帝享用，也都放进皇宫设置的冰窖里保鲜。帝国骑兵所需要的马匹，则是数以千计地由中亚的拔汗国输入。中国要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少不了这些强壮、迅捷的牲畜，这是需要而不是奢侈。不过，中国人也饲养了一些特殊颜色组合的马，如黑鬃白马、红鬃黄马，部队常以能够拥有这种相配成对的马而感到自豪。
唐代诸帝也很欣赏高丽的女子，要求高丽必须进贡女子作为宫女。侏儒与矮人（他们是否为来自非洲南部或新几内亚的纯种矮小族，则不清楚），则常被当做赏赐品，他们是来自非洲东海岸一个叫“层期”或“僧㱮”地方的黑奴。周去非（一个广州的海关官员）在其个人的笔记《岭外代答》中谈到这些奴隶来自一个遥远的西方岛屿，很有可能是马达加斯加：
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伦，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参见J．J．L．Duyvendak，China’sdiscoveryofAfrica，London，Probsthain，1949，22，转译周去非，《岭外代答》［公元二七八年］。译注：按此段引文，应出自赵汝适，《诸番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年台一版），卷上，“昆仑层期国”条（见真七四）；查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昆仑层期国”条，文意多不相吻合。
第一部分第二章 儒者与好奇心（2）
从9世纪起，在中国史料上出现了许多对非洲极好的记述，暗示着却使中国人的帆船未曾到过非洲，但中国人至少已经从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那里取得了可靠的讯息。中国人早期与非洲牧人接触的记载，可以从段成式（死于863年）的一本杂著《酉阳杂俎》（完成于863年）中发现：
拨技力国（可能是索马利亚的Berbera），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惟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参见G．S．P．FreemanGrenville，TheEastAfricanCoast：SeclectDocumentsfromtheFirsttotheEarlierNineteenthCentury，London，RexColling，1975，页8，转译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
中国奴隶贸易的范围，很难确定。隶役作为一种惩罚方式，从汉代以来就已存在，所以在中国并不缺乏男隶和女奴。然而，据说在广州，大部分的“富人”多“蓄鬼奴”做看门人。译注：英文在此处将“广中富人多蓄鬼奴”译为“mostofthewealthypeople”inGuangzhou“keepdevilslaves”asgatekeepers，显然有误。鬼奴的地位，被看待得仅高于畜牲一些。他们担任搬负重物的工作，而且，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们“入水不眨”，所以雇用他们来修补漏水的船。有些黑奴可能在到中国后不久就死了。中国的资料描述他们肠胃失调，可能因为烹饪的饮食对他们而言并不习惯。但是，“若不死，即可久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参见J．J．L．Duyvendak，China’sdiscoveryofAfrica，页24，转译朱醔，《萍洲可谈》（1119年）。译注：朱醔，《萍洲可谈》，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