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网络杂集电子书 > 午夜的幽光 >

第6章

午夜的幽光-第6章

小说: 午夜的幽光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闹战岫V灰嬖谧湃Γ突嵋韵栽诘幕蚴乔币男问剑敌卸匀说闹浜团郏欢缁岬母髦肿橹绕涫枪侔斓模蛄ν寂嘌视退炒尤ㄊ频哪芰ΑF渲校笱谴惺痉缎灾实摹!   �
    怀特海发现,16、17世纪的重要思想家都十分奇特地与大学不生什么关系。伊拉斯谟需要的是出版商,培根、赫维、笛卡尔、伽利略、莱布尼兹需要的是政治的庇护,胜过需要大学同行,这些同行中的多数都是反动的。当路德、笛卡尔、伽利略或莱布尼兹移居他处时,他们并非是要寻找更好的大学,而是要寻找更好的政府。所谓“更好”,就是不会对自己发问或发出警告,能够享有较多一点的出版自由的权利,而不致于随意地被塞进类似宗教裁判所一样的地方。    
    当然,他们首先也得有寻找的自由。    
    我们可以设想大学是悬浮在空中的楼群。它们的大门全都向上下方向敞开,从下面出来的是医生,律师,教师,以实用的职业服务于社会的新阶层;从上面出去的,则是宫廷需要的人才。情况似乎永远是广大下层受制于上层,而控制与受控制的两大话语系统,都可以由大学分别习得,惟反控制不能。所以说,大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大学发端于中世纪对神学的阐释。阐释——而非创造——的传统遗传至今,即使科学勃兴,也很难消除神的影子。    
    大学的主要职能在于生产合法化的知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无倾向特性,即所谓中立性。但是由于社会环境,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免从中产生对立的话语与实践。有阿隆,便有萨特。    
    像莫斯科大学,巴黎高师这样的学校,在大学中是罕见的,或者可以说是大学的异类。它们不是依靠大学的体制,相反是由知识分子的反体制的零散的抵抗与斗争,传递精神的薪火,而令世人瞩目。    
    许多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持反对态度,认为它具有惊人的保守倾向。    
    杜布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一书中,列举了若干例子。中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家的工作和医学研究,都是在大学的围墙外面进行的。    
    学者    
    赫尔岑对两类不同的学者做了比较,一种是迷失于专门主义的小集团中的学者,另一种以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是最先为初燃的理智之光所照亮的学者。    
    对于前一类学者,赫尔岑称之为“执掌观念的官吏”,“科学的官僚”,“科学的书吏、课长、收发员”,这样嘲讽道:他“甚至连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第一特征——社会性也丧失净尽,因为他见到民众就忸怩不安,胆战心惊;他不再熟悉活生生的语言;他在危险面前发抖,连衣服都不会穿了;他内心里总埋藏着一些可悲的、野蛮的东西。”世上的学者,大抵属于这一类。    
    后一类是卓异的学者,所以永远是少数。赫尔岑称颂说,“他们依从科学的祭司是一种英勇行为,作为一个阶层,是合乎时代要求的。”    
    赫尔岑批评在实行了宗教改革的世界中形成的学者特殊集团说,既无力组成一个真正与世隔绝的、坚强的、熟悉自身专业范围的学术团体,也无力启蒙俗众,影响社会;既无力依附事物的现存秩序,也无力去反对它,于是只好躲避活生生的问题,而专注于僵死的问题。当这个特殊集团与社会相联系的纽带因此而变得松弛以后,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彼此漠不关心。他指出,“拘泥迂腐,脱离生活,繁琐的研究,这些无聊把戏的类型是一种虚幻的劳动,看来很有意思而实质上是徒劳无益的劳动;其次,人为的结构,无用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无知以及骄傲的自负——这些就是行会学术的满布枯枝败叶之树赖以生长的土壤。”    
    法国的学者和德国的学者,是两类不同的学者。    
    赫尔岑认为,在法国学者中,特殊集团少,德国的情况则相反。在法国,学者并不占据首要地位,所以也就没有像德国学者那样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都在致力于实际社会的改进,走向生活,“既需要客厅,也需要广场”;而日耳曼行会学者截然不同的特征,就是“有一条隔绝生活的壁垒”。他说,“德意志的学术科学界乃是一个与德意志毫无瓜葛的独立王国。”同时,又指出:“学者的共和国乃是存在过的一切共和国中最坏的共和国,就连博学的弗朗齐亚博士治下的巴拉圭也不比它更坏。”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9) 

    法国人民是,至少曾经一度是历史的伟大主体,演出过威武雄壮的戏剧。大约法国知识分子也从中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所以热爱、倾慕,且愿意献身于社会上的广大自由的一群。正如我们所看到,他们往往既是学者,又是作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是,萨特也是。    
    德国历史一直无法摆脱专制权力的笼罩,即使掀起过浪漫主义的狂飚,仍然盛产纯粹的学者。海涅是注定做不成德国大学的教授的,从气质上说,他是天生的法国人,所以适合在巴黎生活。叔本华不承认黑格尔,自然得不到黑格尔众多弟子的承认。至于尼采,在整饬的学院里只配发疯。歌德则是一个特别的饕餮式人物,欲望强旺而又精力充沛,但是说到底是一个风流才子,势利鬼,廷臣,而不是我们惯见的德国式学者。他的神话般的影响,至少大半得益于魏玛文化部长的位置。    
    伯林批评康德为《纯理性的批判》作的注释所用的术语,导致日后德国哲学的文体的恶性变化,说是“宛如一座盘根错结的原始森林”,“他这本书污染了德国哲学界的语言”。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法哲学家仿效黑格尔,摒弃了始于苏格拉底直至康德前期所通用的那种通俗易懂的文体。他们写作如水底摸鱼,漆黑一团。”他欣赏叔本华的文体,说“既优美又清晰”,尼采也如此,他们摧毁了黑格尔的影响。但是,他又特别指出:“两人都不属于学术界。”    
    只要有学者,有学术界,就有寄生大量注释的臃肿的文本。    
    有趣的是,正如赫尔岑等俄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学者的批评,韦伯对赫尔岑们的批评是同样激烈的。他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无生育力的亢奋”,“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怀特海批评弥尔顿说:“尽管在保卫自由的斗争中运用了他丰富的想像,渊博的学识以及端重典雅的文风,但他的一生恐怕既推动了又延缓了自由的事业,因为他所提倡的思想形式的实质便是不宽容。”这是英国学者对于本国的知识分子的批评。    
    是自由思想划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    
    所谓学术斗争,有可能是思想的真正的交锋,但也可能是小圈子内的无聊的角逐。    
    贾克比有一本颇有争议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说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群怯懦的,颟顸的、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这批人有稳定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所以社会上也并没有人理睬他们,响应他们的意见。他说,这批人文风晦涩,不知节制,写作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进社会的改变。他们由委员会雇用,急于取悦各种各样的赞助者和部门,披挂学术证件和权威头衔,然而并未促成辩论,只是以此建立声誉和吓唬外行人而已。    
    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他概括为“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    
    关于卖淫的定义。    
    据一本法国人有关的著作,1855年出版的《法兰西学士词典》将卖淫定义为:“对淫猥的放纵”。其他词典重复使用了这个定义。也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定义的,说是“提供快乐与提供金钱之间的交换”。    
    雨果的看法不同,他把卖淫归结于罪恶的制度,以谴责的语气说:“人们说奴隶制已从文明中消失,此言大谬。奴隶制始终存在,不过它现在只压在妇女身上。”普鲁东说是:“为自私、贪婪、骄傲、享乐以及一切低级的诱惑而牺牲人的尊严。”维克多·玛格丽特则称:“妓女是恶习的黑暗大军的士兵。”    
    这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    
    法国知识分子德布雷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一书,谈到知识分子的演变时,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与机构结盟,并从那些机构中得到权力和权威。    
    萨义德承认,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专业人与业余者    
    知识分子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各种身份容或有变化,但精神是一贯的。作为一种粘合剂,精神把多种具体的专业和职业粘连到一起,无须区分其中的等级差别。在这一意义上,知识分子显然是一个比专家更大的概念。但是,仅就对精神的严格要求而言,这个概念又是最狭小的。    
    利奥塔说:“不再应该有‘知识分子’。”他认为,伏尔泰、萨特式的人物已不复存在,各门学科的专门化使得学科之间的可通约性丧失了,作为理想知识分子钟情的“元叙事”、“大叙事”已经解体,流行的是种种的“小叙事”。他把对知识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转移的观察结果,概括为知识分子从普遍性向专业化的转移。    
    齐格蒙·鲍曼创造“立法者”和“阐释者”的概念,旨在对知识分子作出现代型及后现代型的划分。作为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一种作为知识分子诸种职业基础的职业,即所谓“元职业”;而作为阐释者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虽然保持了元职业成员的权威,却为共同体划定了边界,并对从事普遍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表示质疑。    
    在知识论方面,类似的说法,对于全知全能的现代性妄想狂不失为当头棒喝,但是,也不是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现时代知识分子侏儒化的明证。    
    无论在纸媒马车的前现代社会,还是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无论处在何种知识话语的语境中,知识分子都是堂吉诃德,而且只能是堂吉诃德。    
    从语义学的角度说,“理智”(intellect)是“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一词的词根,有别于艺术和科学的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科塞以此区别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指出理智是包含了一种摆脱眼前事务的欲望和能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理智是指心灵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方面,从事思考、怀疑、批判、检验、理论化;而智力惟是寻求掌握、运用、排序和调整。显然,知识分子在其本性上具有一种人世的关怀。哪怕韦伯,那般强调专业化,也仍然记得博物学家斯瓦姆默丹的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一篇讲话中,他说到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二是“靠”政治为生;前一种方式,就包含了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在内。所以,科塞套用这句话来定义知识分子,说是�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3) 踩(5)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