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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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刊物创办或流产，社团建立或解散，他仍然是立足于“散兵战”的。由于启蒙工作的潜在的要求，他一面渴求集团的力量，另一面却保持着畏惧和警戒。基于对人的现代性的理解，他一直小心护卫着个人内在精神的自由。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将永远无法驱除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紧张。由于他在个性方面是天生的不合群分子，而且在理性层面上确认反集体的合理性，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这种紧张，通过对群体的精神皈依而非组织依赖，达致两者的内在一致性。
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往往通过知识分子内部的批判进行。
为此，他到处树敌，从国粹派到现代评论派，到新月派批评家，直到“四条汉子”，更不用说各式的文探与文氓了。他是典型的“牛虻”式人物，以不折的锋芒，狠狠蜇在那些自以为得道的正人君子，政府诤友，及革命骁将的身上。他是挑战者，也是应战者；他是弱势者，也是强大者。在中国现代知识界，他是骂人最多的一个，自然也是挨骂最多的一个。然而，他竟声明说是“毫无悔祸之心”。
他把自己的杂文称为“骂文”，并撰文为所谓的“谩骂”者辩护，说“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他视知识者之间的斗争为当然，所以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对于有人用了“文人相轻”一类恶谥，打杀所有的斗争者，他称为“死的说教者”，连连施以抨击。在《七论“文人相轻”》里，他简直用了不容置喙的语气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在《理水》中有着集中的戏剧性描写： 一、 他们是依附政府的； 二、 注重“专业性”，如考证“禹是一条虫”之类； 三、 以“文化”为本位，脱离社会，鄙视民众，而自以为高贵； 四、 自私，虚伪，势利，却又大抵有着雅致得体的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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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7）
有意味的是，这批高踞于“文化山”上的学者，好像都属英美派学者，他们满嘴是： 古貌图、ＯＫ……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便针对国粹派，提出了一个极富于启发意义的话题： 是保存我们而牺牲国粹呢？还是保存国粹而牺牲我们？
在这里，国粹是小概念，文化是大概念。文化是现代文化，其要义是当代人的生存。
他是以对自己的有如医学解剖般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著称于思想文化界的。这种批判，往往并非宣言式的，而是悄然深入到他的创作活动和日常生活的细胞之中。
攻击社会不易，攻击自己更难。
他对俄国革命——一个重要的侧面是知识分子的自杀和逃跑——持肯定态度；其中，是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后起的一群非激进革命论者的深刻的失望，以致整体性否定的立场在内的。
他说：“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
古代谓之“中庸”，现代谓之“辩证”。其实，这是骑墙主义，滑头主义，一种骨子里的卑怯。
知识分子有真假两种。
对权势者的态度是一个基本标准。用他的话说，如果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想到种种利害，天天变换主张以显示不断的进步者，是假知识分子；如果不顾利害，敢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是真知识分子。
结论是悲观的： 论生命力，真知识分子究竟不如假知识分子。
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苏联作家。出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人、面包师傅，流浪俄国各地，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1901年起参加革命，几次被捕。十月革命后，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一方面追随斯大林，宣扬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社会文化与道德，使之免遭侵害，并设法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著有长篇小说《母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剧本《底层》、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鲁迅称高尔基为“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底层’的代表者”、“无产阶级的作家”，曾翻译他的《俄罗斯的童话》，校阅过他的小说及论文的中文译本。日本人山本实彦称，鲁迅的存在“比起高尔基的存在更为清洁”。
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因此在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他提出“痛觉”一词。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学中，这是最富有创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语词。
在他看来，知识和强力是必然冲突，不能并立的。知识者要自由思想，强有力者不许有自由思想。个人的思想一旦因自由而发达了，团体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这样，无论一个人或一个党，也都不能随意支配了。
知识者在权力与知识，大众与精英，集体与个人，认识与实践之间，可以实现一种较为理想的整合。对此，《门外文谈》有着极为精要的说明：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１２奴隶与奴才
奴隶与奴才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这样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他这样说：“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在他所创造的奴才谱系中，二丑是最具特色的人物，且以其多样性而自成谱系。
他屡称自己为“奴隶”。他是清楚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者的身份的。
身为奴隶尚不足悲，可悲的是安于做奴隶。他常常感慨于此，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13流氓
流氓是什么呢？
他在一篇讲演中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这是暴力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合。流氓不限于个人或集团，不限于手段和习性，也可以进入政体，成为“流氓政治”；还可以形成传统，叫作“流氓文化”，流毒之深，实在不限于一个时代的。
流氓是由两部分人造成的，一种是孔子之徒，即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即是侠。开始时，孔墨尚有一点改革的思想，所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后来渐渐堕落，末流便成了流氓。
政治流氓多出于乱世。他在“清党”以后演讲所列举的曹操、刘备、刘邦、朱元璋等，都是流氓；中国历史上有数的英雄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都是流氓。
这类流氓的最大特点就是生杀予夺，出尔反尔，完全不可理喻。这在他题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表现得特别传神：“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有人把这种主观随意性称为“唯意志论”，其实连意志这东西也未必需要，因为无须乎执意坚持些什么，但凭一时的兴会，跟着感觉走，是“唯感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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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8）
政治流氓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天天叫喊打倒旧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了，甚至还打出极漂亮的旗子：“反复辟”。为什么会如此呢？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有了地位以后，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所谓方法，亦不过两手抓，把“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交相使用而已。
“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他说。
有流氓政治家便有流氓文学家。
流氓文学家所做的文学，因其漂集而且腐败之故，又称流尸文学，那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
流氓文学家也称“宠犬派文学家”。宠犬的地位在主人之下，究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这就是决定了它的特性： 一、 奴性。“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就文学家的志业而言，所谓奴性，就是给主子尽职，帮凶，帮忙或帮闲。“但他的帮忙，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二、 打倒一切。“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他指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成仿吾、郭沫若等在“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畅快的态度，就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后来指“元帅”周扬“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从实质上说，也当是一种流氓习气。三、 无根性。“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关于左翼文坛，他说的创造社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以及向培良的从狼变狗的比喻，都是流氓的避害趋利的投机性的最好说明。
中国知识分子“无特操”，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流氓根性。对于自以为高贵的忏悔者，见风转舵的党徒，他是蔑视的。
１４战士
战士为何而战？
倘说为“公理”战罢，却也有“‘公理’的把戏”；说是为“自由”战罢，连“刽子手和皂隶”一流人物，也都叫嚷“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么，战士的位置在哪里？
穷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才是战士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根据；倘除掉主体，所有的目标都是空洞的，虚玄的，难以界定。
战士是“人之子”。
战士的斗争，不能不以人的生命为本位。
“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么请你自己先去死吧。”他说，“我们穷人惟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他从来不劝青年去做牺牲，对于不以群众的牺牲为意的革命指导家，他是表示了分明的憎恶的。
谁说他是激进主义者呢？
既为战士，必然执著于现实的抗争。
他说：“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