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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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4）
“狂人”的自己也吃了妹子的肉的自觉，同《〈呐喊〉自序》里的“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一句，是相对照的。鲁迅知道了自己也是个加害者，因此才能从“精神界之战士”的自负和孤立战斗的战士的“被害者意识”中被解放出来，终于变回到一个普通人。也就是复归到社会。这决不是丧失自己，相反，倒是从异己意识中被拯救出来，抓住了真正的个别性，是对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工作的发现。对于鲁迅来说，这种发现，就是文学。
第二，区别于“他”的“个”的自觉，是在死的威严面前才产生出来的，是人的存在本身所承担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是感性和情感上的，而是意志和伦理上的。“狂人”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并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种形式，发现了自己。竹内好说，在《狂人日记》的背后隐藏着的鲁迅“文学上的自觉”，同“宗教上的罪的自觉”很相似。所谓“罪的自觉”，就是向来只认为自己是“被害者”的人，发现自己也是个“加害者”。可以说，鲁迅的这种“罪的自觉”，使他打破了指导者＝被害者意识，赋予了他单枪匹马，提笔上阵的作为主体“个”的责任意识。“希望”的出现，并不是“绝望”和“寂寞”的消失。然而，由“罪的自觉”而生发的责任意识，却否定沉湎于“希望”当中。“绝望”也好，“寂寞”也好，在鲁迅那里都出色地带有意志和伦理方面的特征，因为它们使鲁迅“反省”自己，“看见自己”，发现自己不是“英雄”。在鲁迅的灵魂中，“寂寞”的增长，与同样在他心中逐渐形成，不久便打破了他的指导者意识和被害者意识的“罪的自觉”的形成，并不是两码事。
第三，个的自觉，还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这种主体性，正如已引下村寅太郎所言，以近代科学方法（现实主义）为前提，拒绝既成的思想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测。在这里就表现为“绝望”和“寂寞”，被当成客观对象来看待，从而也就产生作为现实主义小说被创作出来的可能性。作家鲁迅的起步，不是像第十章那样，从外部来批判社会，而是像最后一章那样，从内部来做一番扎实的工作。
竹内好认为，“《狂人日记》在近代文学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是说，即使是白话因此获得了自由，也不是作品世界获得可能。……价值在于，通过这篇稚拙的作品，某种根本性的态度被把握到了。”我不过是将此重新做了一次自己的解释。不过我想加上去的一点看法是，《狂人日记》确立了“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使现实主义小说，即科学性方法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竹内好在《狂人日记》的背后，发现了鲁迅“文学上的自觉”（“罪的自觉”），而我则把这种“自觉”同时也看成是“科学者的自觉”（即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诞生）。
总之，外国书发现的是鲁迅的自我忏悔，这的确比中国书仅仅认识到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更深入一层，接近了鲁迅的灵魂。
竹内好说：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战胜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己却不是。他的与恶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
鲁迅之“罪的自觉”就是鲁迅自我解剖，据笔者看来，几乎全部内容都与对发妻朱安的忏悔有关。这种忏悔非常震撼人心，被鲁迅形象地比喻为“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野草？题辞》）可惜，就是没有人敢往这方面认识和分析，“总之你不能说，你说便是你错！”伊藤虎丸的思路走到这里，再向前进一步，就可以理解鲁迅不愿意直说的“妹子的肉”其所指为何人了。偏偏伊藤虎丸转向了岔路，牵强附会到范爱农身上去了，当面错过了朱安这一条线索。
他在“‘妹子的肉’和难以忘却的旧友范爱农的死”一章说： “‘罪的自觉’，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觉，那么，在‘罪的自觉’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体验呢？狂人说的‘妹子的肉’和看到的自己‘四千年吃人履历’是指什么呢？从中去寻找作为模特的某个特定事件或人物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自觉，恐怕和他青年时代以来，多次遭受的心灵创伤有关，是逐渐形成的。而且统观鲁迅到这一阶段的成长道路，和政治＝革命运动不可能没有关系是确定无疑的。他的‘个的自觉’，既是意志的和伦理的，同时也意味着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种自我意识，就很明显地道出了这一点。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缩小一下范围，去捕捉笼罩在鲁迅‘罪的自觉’上的阴影，那么就只能是辛亥革命的经验了。……他还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祝〈涛声〉》，1933）。……其中，不能漏掉的具体事例，就是友人范爱农。”
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5）
把范爱农拉进来实在太牵强。伊藤虎丸先是说“从中去寻找作为模特的某个特定事件或人物是没有意义的”，这话似乎有些言不由衷，自己不了解或做不到的事情，就说它“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后来又勉强“找出”范爱农来，还是要把这件事坐实了才安心。鲁迅曾经误解过范爱农，对于他曾托自己找工作之事也没有办好，范爱农竟落水死了，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是因为鲁迅反省了自己对范爱农的误解，又没有为他找到工作，“鲁迅至今还活着”而范爱农却死了，因此而有“罪的自觉”吗？据周作人说，鲁迅对范爱农的误解不过是文艺作品的虚构。而《狂人日记》是在控诉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这些都与范爱农无关，只与鲁迅自己的包办婚姻有关。一般来说，对于鲁迅的分析都犯了泛政治化的毛病，不敢从鲁迅个人生活中找原因。鲁迅的两个自觉都离不开他的包办婚姻，要“舍掉”包办婚姻，这是“个的自觉”；“但在女的一方，本来也没有罪”，放弃“陪着做一世牺牲”等于“未必无意之中不吃妹子的肉”，这是“罪的自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鲁迅自己不愿意直说，而“你说便是你错！”几十年来，论者都在无的放矢。
竹内好的眼光显然更敏锐，但他也走到了与朱安这一条线索最近的地方止步了，不过明显比伊藤虎丸更进一步接近于真相。在《鲁迅》“有关传记的疑问”一章，他说：
第二个疑问是和留学时代有关的。在前面引用过的《年谱》光绪三十年项之后，记：
光绪三十二年（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我不了解山阴（绍兴）朱女士的事。他的从医学转向文学，通过《藤野先生》等文章是知道的（这也是个被传说化了的例子）；其他一些事情，虽然还不够详细，但大抵也是知道的，如立志文学之后曾试图发行一本叫做《新生》的文学杂志，结果没成；听过章太炎的授课；继续学习德语；主要通过“瑞克阅姆”版涉猎近代文学；学俄语刚起步就中断了；与周作人合译并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册；他在同乡中已有孤立的倾向（《范爱农》）等等。但是，只没有结婚这条线索。我不是在追问事实，而是想知道他是如何处理事实的。当然，可以通过《随感录四十》等材料去构制空想，但有个很大的不安却不肯离我而去，那就是这个空想会不会大错而特错呢？相比之下，日后的恋爱却为人们所知得细致入微。这场恋爱，即使不考虑四十五岁的年龄，也不是青年的恋爱。像他那样富有正义感，憎恶虚伪的人（通过追忆幼时生活的《二十四孝图》等篇可以知道，这是他气质上的），不论有怎样的原因，为什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我把鲁迅看作一种赎罪的文学，不过我想像，在这赎罪的根抵里是否也可纳入他的结婚，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恋爱不是也不足以赎却这场罪过吗？……
我所列举的疑问，都是些地地道道的琐事，但却让我感觉到它们似乎给鲁迅一生，因此也给他的文学带来了浓重的阴影。当然，除此之外也并非没有疑问，比如说在《狂人日记》发表以前，他在北京生活了六年……
竹内好的外国书虽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向前摸索一段路就可以进入鲁迅的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了。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1）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外人不得而知。三天后，周作人7月17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据周作人说，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池上来诊”一事很值得注意，似乎透露了一点秘密。池上是日本医生，常来八道湾看病的，医术想必是高明的。周作人是只相信西医的，中国的西医当然不如洋西医。后来周作人的爱女若子死于某洋西医之手，周作人也只痛恨此一洋西医，而不迁怒于全体西医，这也算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吧。洋西医是来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看病的。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起过： “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 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 《我所知道的芳子》，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信子的病可能是心理矛盾所致，不知洋西医如何治？反正是信子的病由洋西医久治不愈。周作人笃信西医，既耽误了老婆的病，也闹得好兄弟反目成仇，自食恶果，又不知病根何在，还要自作聪明大度。读外国书写时髦书所为何事？信子此病不去，周氏兄弟欲“将来永不分家”，不可得也。
又过了两天，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将那封著名的决裂封信交给鲁迅，在外人看来，信写得不明不白：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在信中没有说与鲁迅决裂是因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只于局外人才有意义。笔者最能明白的也只有“愿你安心自重”六字。这几个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句套话罢了，对于鲁迅。却是重重地一击。“愿你安心自重”，即是说鲁迅做了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