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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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
鲁迅的自己多读中国书，而要青年人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大约也是如此吧。如果我们完全从字面意义理解鲁迅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就误读了鲁迅。正是犯了古人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毛病。看懂鲁迅“少读中国书主义”后面的潜意识正是我们“知人心”的目的。又如，人们常说鲁迅偏激，却不知道鲁迅常常实行中庸之道，嘴上却大反中庸之道。这都是人们看不透的。伟大也没有人懂。鲁迅也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多次说过这类话： “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 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致许广平，《两地书》）“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我要骗人》）人们对鲁迅这些伟大的自白都是视而不见，不敢懂，你懂就是你错。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1）
按照鲁迅欣赏的尼采之私淑弟子萨特的外国书观点： 人注定是自由的。人可以发现自己的存在，然后决定把自己造就成什么。那么，包办婚姻是否有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呢？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包办婚姻，怎么能有自由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包办婚姻是主动的，如清人沈复的包办婚姻就是自己的选择，他记录婚姻生活的《浮生六记》很受一些士人的赞赏。不知道鲁迅是否欣赏？被迫的包办婚姻有没有自由选择？此处只说鲁迅，是否有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毕竟外国书萨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中，鲁迅的婚姻生活最不可思议，也最为不幸，不可避免要反映到鲁迅的作品中。由鲁迅的包办婚姻这一条进路，考察鲁迅因反对包办婚姻的实践而形成了鲁迅的革命思想，可能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先看事实：
早在鲁迅于南京求学时期，他的包办婚姻就在酝酿当中了，鲁迅到日本求学时就定了下来。鲁迅的发妻名叫朱安，长鲁迅两岁，与鲁迅家住得不太远。鲁迅有一位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住在鲁迅家隔壁，她回娘家时，偶然也把内侄孙女朱安带到周家来。鲁迅的母亲鲁瑞见到这位“安姑娘”，性情温柔，彬彬有礼，就打定主意把她娶来作自己的大儿媳妇，当时并没有征询鲁迅的意见，就请了玉田夫人的长媳谦少奶奶为媒，把这件亲事说定了。鲁迅知道了以后，对这门婚姻表示不满，要求母亲退婚。但鲁瑞认为，这门婚事是自己主动向朱家求亲的，要是返聘毁约，一是无法向朱家启口，二是于周、朱两家的声誉也有损，三是对不起“安姑娘”，退了约，朱安另嫁人会有困难，所以还是坚持了这门婚事。当时鲁迅考虑到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在精神上很郁闷，身边需要有个人陪伴，而自己也许活不久，当时他有肺病，还打算为革命牺牲生命，也就默认了。这话是后来对许广平说的见单演义《鲁迅诗〈自题小像〉探索》，原载《进修参考资料》，黑龙江爱晖县教师进修学校编，1977年第1期。可能是由于时过境迁，“记不真切了”（《野草？雪》）。加拿大人李天明认为： “据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起被革命党派遣去从事暗杀的事，由于他的犹豫而改派了他人。可见鲁迅并非真的要履行一种必死的革命行为。鲁迅的话也许是为了对当时的恋人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总之，鲁迅是勉强认了这桩婚事，也算是尽孝了。论相貌和身材，朱安确是不太令人悦目的，据周作人说，朱安很瘦小，有些发育不全的样子。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前提出两个革命要求： 一是要朱安放足，二是进学堂识字。可是后来这两项都没能实行，朱安的足已经不能放大，上学校读书又嫌太晚。鲁迅在日本时，叔父周冠五曾受母亲鲁瑞之托写信过去再次规劝他不可以退婚，鲁迅痛苦的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这一件“礼物”。这里也有鲁迅自由选择吗？那么，鲁迅选择了什么呢？
当时鲁迅曾有一首《自题小像》诗寄赠他的好友许寿裳，诗写在自己断发照片的后面：
灵台无力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大意如下： 第一句是说，自己无力逃脱包办婚姻，灵台： 指心；神矢： 本意为爱神之箭，这里则是指包办婚姻之箭了。第二句是说，由于母亲积极操纵着这场包办婚姻，使家乡在鲁迅的心中失去了美好的景象，家乡（故园）如笼罩在阴暗的风雨之中。第三句是说，鲁迅把自己的意见向母亲反映，母亲如寒星般冷漠而无知，根本不理解自己。“荃”，是香草名。《离骚》：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 “荃，香草，以喻君也。”此处借喻母亲。第四句是说，自己要为反抗包办婚姻和反抗满清统治而牺牲。断发，就是革命，而革命就可能牺牲，甚至是非牺牲不可。这也并非鲁迅一人是如此，革命时期许多热血青年的革命动力都是来源于反抗包办婚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革命思想的渊源，明显有性压抑的升华。问题是，这个升华是强迫性的，依然难于摆脱痛苦和寂寞。
鲁迅在东京时期，加入光复会，与副会长陶成章颇有交往，做了一些不很危险的革命工作，曾接受派遣回国暗杀满清某大员，这就很危险了。临行，鲁迅问，如果我死了，老母亲谁来赡养呢？这种修辞技巧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表达方式。革命领导人也只好放弃这一计划。这之前，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鲁迅在东京的集会上发表讲演时慷慨激昂，竟遭某人奚落，鲁迅愤怒至极。革命领导人对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精神一定很欣赏，否则这种充满危险刺激的任务就不会落到他头上。鲁迅既然已经下定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为什么又犹豫了呢？鲁迅爱母亲，是对她的孝使鲁迅犹豫了吗？鲁迅不是还有两个弟弟吗？她将来的生活完全可以由他们来照顾。鲁迅问孝于“风萧萧兮易水寒”之际，使忠义与孝亲的的观念发生了冲突。不过，这如前文所说，有东必有西。中国人因观念有对立，而奉行中庸之道，虽然提倡为了“忠”可以牺牲“孝”，但是对于临阵畏缩的孝子也是宽容和理解的。如春秋时期的管仲，临阵反逃，他的好友鲍叔牙对他很尊重，认为他这是为了孝，为之辩护。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上，古人也就有了这种中庸的观念。管仲做为贤相还很受孔子赞扬，虽然孔子也曾批评他不仁。毕竟管仲是独子，而鲁迅不是，所以有辩解的必要。鲁迅后来对中国的忠孝文化特别痛恨，从而也反对英勇牺牲，而强调“韧”的战斗。其革命思想的根源之一，盖发源于此。保持思想的一致性，是革命思想家的责任，因此对这件事给出具有逻辑性的解释，也是他的一个责任。许多年以后，他还在尽这个责任。他曾对许广平说：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又说： “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景宋：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血气方刚的许广平初与鲁迅通信时曾主张暗杀，说： “攻打现实‘病根的工作’，欲‘最快，’‘有效’而不‘很迟’的唯一捷径，自然还是吾师所说的‘火与剑’。……仗三尺剑，予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两地书》，1925年4月10日致鲁迅。。显然，许广平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没有“寄意寒星荃不察”做基础，比较幼稚单纯。鲁迅则不然，他欲做刺客的潜意识中，含有对“寄意寒星荃不察”的“绝望”的态度。他回答许广平说： “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两地书》1925年4月14日致许广平）自从那次因问孝而使得刺杀计划流产以后，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致性，鲁迅就公开表示反对牺牲，而主张“深沉韧性的战斗”了。在这之前，他的革命情绪是血气喷薄的，对当场怀疑他“我以我血荐轩辕”勇气的人，耿耿于怀。不过，鲁迅的内心深处永远是主张“火与剑”或“血与火”的战斗的。《随感录五十九》说： 西方“有主义的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顿了刀锋，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再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在走投无路之际就投笔从戎了。鲁迅承认魏连殳就是自己。到底是韧的战斗好还是火与剑的战斗好呢？这里也有中庸之道。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2）
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对许广平说：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需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变了，但还是多所顾虑”《两地书》，1926年11月28日致许广平。此处的“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即是“灵台无力逃神矢”一事，然而又不接受朱安。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已经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打算。临行又不愿“一切听人安排”了，放弃了刺杀任务就“仍需生活下去”，“再后来，思想变了”，这既是针对“灵台无力逃神矢”，也针对“我以我血荐轩辕”。1928年，鲁迅与某些“英雄”们论战，说： “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了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为什么不直接说身体有残疾？残疾可以是天生的，而要特别提出“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这与论战毫无关系，这话明显有潜意识。鲁迅认识到自己由“我以我血荐轩辕”到“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再到“思想变了”，这之间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生活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作诗或做文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