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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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夙夜焦急，再四筹思，惟有向广东借拨之一法。……铁厂本系由粤移鄂，武营四成报效及银元余款又系臣在粤创办之举，每岁增常款数十万金，今为铁厂仅借用五十万两，开炼钢铁，筹备军实，当务之急，无逾于此。李瀚章公忠体国，轸念时艰，必能设法腾挪，迅速拨解济用，助成自强要举。①汉阳炼铁厂从创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69年）交商承办，共耗银五百六十八万两，这是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的。其铢积寸累之艰辛，并不为人所理解。光绪十九年，有人参劾：“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②此劾虽经两江总督刘坤一禀饬查实驳回，但之洞对于讹传非议的愤愤之情，实难平复：
至于工作之繁重，外洋购料之周折，分设各厂之辽阔，华匠学制之艰难，亦皆凿凿有据之事，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闯之语悬揣苛求，……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①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月，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两年以后，所属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陆续告竣。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高炉开炼，之洞亲临铁厂视察一周。汉阳炼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七年。它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一个日本人写的报道，描述了炼铁厂的宏伟：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③《东方杂志》也刊载了西方人士的惊呼：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匆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种费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①这表明，汉阳炼铁厂的建成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作用不可小觑。
无容讳言，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张之洞本人并非资产阶级化的企业巨头，而是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其思维方式、知识构成、管理作风，均很不适应于近代大工业的基本要求，汉阳炼铁厂在从筹建到开工以及此后经营的过程中，违背客观规律和经营法则的情况屡屡出现，严重影响了建厂速度，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无法保证。
不事先勘定足量、优质、适用的煤、铁矿资源，办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便无异搞“无米之炊”。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掉以轻心。他沉浸于“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的虚骄情绪之中，凭藉主观愿望行事，先购机，后找矿。待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而依据酸式炼钢法设计的贝色麻炉无法除去如此数量的磷成分，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方可炼出合于制造铁路路轨的钢材。仅此一误，便造成巨大浪费。
煤矿供应，问题更大。官办汉阳炼铁厂最后经营失败，这是致命伤所在。之洞在粤时，“虽有创办钢厂之伟画，而煤在何处，固未遑计及也。”①到湖北后，之洞聘德、比等国矿师四出巡访踏勘，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陕西数十州县。几经周折，最后选定大冶王三石、江夏马鞍山两处，投资开掘。王三石矿耗资五十万两，结果挖出大水，只得停工。马鞍山矿不仅产量有限，而且含硫磺过多，不甚适于炼焦之用。无奈之下，之洞只得舍近求远，购买开平之煤，甚至从英、比、德等国进口焦炭，以供铁厂之需。这不仅费用昂贵，而且供应无法保证。高炉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开炼，不到半年便因煤炭不足被迫停炉。此后一直开工不足。
在工厂管理方面，也弊病丛生。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②，这些人管理现代化工厂一窍不通，但营私舞弊却是行家里手。“厂中共用洋员四十余人，华员数倍之，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有人统计，汉阳炼铁厂官办期间所耗五百六十余万两银中，真正用到实处的不过二百余万两，“其余皆系浮费之款，于公司毫无利益。”③由于以上原因，汉阳炼铁厂的经营情况十分糟糕。“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①，“炼铁仅开一炉，每年仅出铁一万五千余吨，亏折甚巨；欲添开一炉，则须增银五六十万两，无从筹措。加以所聘洋员一再更易，良工难得”②，铁厂经营实在难以为继。之洞已使出全身解数，仍无回天之力，”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可以谢谗谤之口，是死症矣。”
为了使汉阳炼铁厂得以生存下去，之洞致电蔡锡勇：“铁厂一切经费拟包与洋人。有愿包者否？每年经费若干？建询各洋匠，电复。”③但此议大受反对。湖南巡抚陈宝箴致电之洞：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感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卮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④电文句句在理，再上之洞本意并非不愿揽华商承办，而是怀疑华商恐无此财力；而洋商出于种种考虑，也无人敢于贸然接手，在这种情况下，蔡锡勇通过湖北纺纱局总办盛春颐，向其伯父直属海关道盛宣怀（1844—1916）活动，劝其接办。前此，盛宣怀即有商办汉阳炼铁厂的念头，但当时之洞不以为然，“公谓路舰炮械非铁不成，正须官力扩充，招商非计”①。另外，当时盛与李鸿章关系十分密切，之洞亦不愿铁厂权力旁落他人之手。但是到了之洞不得不认铁厂只有“招商承办之一策”②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情况发生变化。甲午战后，李鸿章权势显下落之态，而张之洞却声望日高，盛有心向张靠拢，并企图以承领铁厂作为揽办芦汉铁路主权的筹码。虽然他知道接办铁厂困难重重，“徘徊中夜，毫无成算”③，但还是亲赴武昌，与之洞会商。“盛道此来与之细谈，……大意谓铁路若归鄂办，则铁有销路，炼铁之本，可于铁路费内挹注。正筹议间，适闻有芦汉铁路交王夔帅（引注：直隶总督王文韶）及敝处督率商办之旨，渠甚踊跃，谓亦愿招商承办。……盛若令办铁路，则铁厂自必归其承接，如此则铁厂全盘皆活。”④由于双方各有所图，很快达成协议。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张之洞正式札委盛宣怀督办汉阳炼铁厂，由盛招集商股，官督商办。一切事宜由盛“一手经理”，“但随时择要禀报本部堂查考”⑤。双方议定承办铁厂章程，规定嗣后该厂需用资金，“无论多少，悉归商筹”，此前所用官本数百万两，“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其具体办法是：“俟铁路公司向汉阳铁厂订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日生铁一吨抽银一两，即将官币数百万抽足还清，以后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局报效之款。”为使铁厂有一个较好的经营环境，章程又规定今后无论官办商办铁路所需之钢轨及应用钢铁料件，“必要专向湖北铁厂随时定购”，并给予该厂免税十年的优惠条件。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十一日起，汉阳炼铁厂由官办企业变成盛宣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两年以后，勘得“磺轻灰少，炼焦最佳”的江西萍乡煤矿，基本解决了铁厂燃料问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公司”，盛宣怀任总经理，完全取消“督办”名义，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汉阳炼铁厂自开炉到交商承办前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共产生铁五千六百余吨，熟铁一百一十吨，生产贝色麻钢料九百四十余吨，马丁钢料四百五十余吨②。产量之低与巨额投资不成比例，经营可以说完全失败。但是，中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正是从这里起步。我们可以批评张之洞在创办汉阳炼铁厂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但绝不可因此抹煞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③毛泽东说，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不要忘记张之洞，道理就在于此。
（二）晚清较大较先进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近代军工企业，始终是洋务运动的投资重点。无论外御列强，内靖民变，新式军事装备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已成为晚清朝野上下的共识。中法之战，张之洞亲身体验到购枪炮于外洋，处处掣时的滋味，更坚定了“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的信念。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正式具奏于广州附近筹建枪炮厂，但寻即奉调至鄂。之洞离粤，李鸿章立即插手，企图移厂至通州或天津，置于北洋控制之下。之洞则力争将其与炼铁厂一同迁往湖北。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枪炮厂移鄂可就煤铁之便；其二，湖北为九省通衢，所出枪炮无论接济腹地各省，转运沿海均极方便；其三，在鄂建厂可开内地闭塞风气，且于西路边防有利。②总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䜣惟恐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尾大不掉，倾向于之洞一边。移枪炮厂于鄂，遂成定议。
湖北炮枪厂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动工，两年后落成。初与汉阳炼铁厂合署办公，亦由蔡锡勇主持，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始行分离。
张之洞建湖北枪炮厂，“器必求精求新”③，他通过驻德公使许景澄订购当时最先进的小口径枪、新式快炮及炮架、炮弹、枪弹等成套设备，不惜屡屡追加货款。该厂所能生产的七九式步枪、口径六至十二厘米的陆路快炮、过山快炮，均属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之洞又以大而全为建厂原则，“惟子药、铜料贵能自制，无一外购，方符本意。”④枪炮厂内，又设无烟药、罐子钢等厂，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有械无弹、无料制械局面。光绪三十九年（1904年）之洞“奏称枪炮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请改名为湖北兵工厂。”①枪炮厂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