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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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这本书的作者至今不明，也不知道他编撰秘史的动机何在，但是，在中亚文学史上，却是顶尖的重要文献，与游牧民族其他文学和历史作品并肩齐步。　　　　
　　　　声名显赫的帕拉丢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是一位饱学多闻的修士，长于汉文，清朝末年，曾随俄国宗教使团去过北京。1866年，他宣称取得蒙古史家记录的成吉思汗秘密档案，这个发现顿时在平静的东方学界掀起万丈波澜。大家都知道，研究游牧民族的局限在于多半没有文字纪录，再加上他们居无定所，就连考古学家都很难找到关键性的判断依据。也因此，帕拉丢斯刊行的蒙古秘史，堪称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这部史诗在成吉思汗过世后不久写成，描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翔实地记录了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大汗，是如何诞生、崛起，一生又是如何立下震撼世界的汗马功劳的。　　　　
　　　　帕拉丢斯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蒙古研究的起点而已。接下来的十年中，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与精彩纷呈的旁枝故事，在私人图书馆与官方典藏的角落出现，研究蒙古史蔚为风潮。大家这才明白：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知道有这本秘史的存在，只是自认天朝大国，对这些野史不屑一顾。原始的《蒙古秘史》来历甚奇，念起来是蒙文，却是用汉字音译的。当初编撰这个“汉译蒙音”的学者别具用心，内容不但有许多抽象的蒙文，还有相对应的词汇表，或许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训练中国的蒙语通译也说不定。汉字的中介为这本秘史蒙上了一层难解的面纱，原始的蒙文本至今未曾得见，而且至少其中一本在中国内战中毁于兵燹。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一直企图重建原蒙古版本，但其中仍有许多含糊不明之处。　　　　
　　　　学者一般相信，《蒙古秘史》的撰述缘起，是让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个认识祖先言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赫赫有名的大汗出身何处——这也就是“秘”这个字的来源，意思是只有胄贵裔才有资格阅读。不过，也有人认为，“秘”这个字指的是这本史书流传不广。无论如何，《蒙古秘史》应该是吟游诗人在营火边，为蒙古族人讲述蒙古之父——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殆无疑义。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安排的会师地点，是一个小湖——蓝湖（Blue　Lake）的湖滨，在乌兰巴托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蒙古秘史》中曾有记载。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是漫长的蒙古冬天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意思。湖边的芦苇被霜压得抬不起头来，但还在作响，乌鸦在光秃的树上大声叫唤；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陡坡，坡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枯黄。陡坡上有一个煞尽风景的标语刻在石板上，盛赞苏俄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我们在湖滨放下葛瑞尔制作的第一块石碑，庆祝苏联的失败；而八百多年前，一小撮蒙古族人也在这里，矢志效忠一个二十八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铁木真。宣示效忠的仪式一如蒙古族人的质朴率真，大家用想得到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忠诚。第一个人说，他要做铁木真的雄鸡；第二人要做他的弓箭手；第三人想当他的牧羊人，为他看顾羊群；第四个想替他放牛；第五个则希望当他的马车。这几个人都志愿随他南征北讨，以性命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吟唱出一首歌，收录在《蒙古秘史》中：　　　　
　　　　我愿变成老鼠，　　　　
　　　　替你把东西收藏起来；　　　　
　　　　我愿变成乌鸦，　　　　
　　　　替你聚集所有；　　　　
　　　　我愿做披盖的毛毡，　　　　
　　　　大家一同披盖；　　　　
　　　　我愿做挡风的毛毡，　　　　
　　　　共同遮护家乡。　　　　
　　　　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小批在蒙古社会边陲流浪的亡命之徒，竟然使亚洲绝大部分的人民，闻之丧胆。蒙古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矢志效忠的“老鼠”，成为无坚不摧的骑兵统帅——速不台。这位将领曾获得军事史家哈特高度肯定，墓志铭上说他“征服三十二国，赢得六十五场会战”，绝非浪得虚名。


第一部分集体作决定

　　　　1990年5月，十来个蒙古人围着葛瑞尔精心雕铸的青铜雕像，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没花多少时间，就确定这个试骑队中，多半是艺术家，只有两个志愿者是真的为了跨洲远行而来的。那两个人很好认，因为他们穿着全套远行服饰：深棕色的蒙古袍、侧边有精美刺绣的厚重毡靴，一身簇新。他们希望能被选中，骑马长征法国，这两个人的专长也的确派得上用场——这又是阿乌博德抄袭我的计划——其中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兽医。　　　　
　　　　医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却在脑后留了一条时髦的马尾辫，他的装束在蒙古社会肯定非常刺眼。中年兽医是他的朋友，模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美国橘柚（Samson），胸膛圆鼓鼓的，脸孔坑坑疤疤。腰间系了一条举重选手用的那种宽皮带，头上戴着蒙古传统的尖帽，挺不协调的是，一下雨，他就在帽上蒙上一层塑料购物袋。一路下来，这位先生的样子不免有些狼狈。他很爱美，但是放纵饮食的结果，却造成了他的水桶腰。接下来几天，他老是在营火边晃荡，等待第二轮、第三轮的取食机会，至于他的动物医疗专业，最后证明，一般的牧民单靠基本常识都比他强。他没有入选。　　　　
　　　　那位年轻的医生看来也有问题。他为人沉默，待人和气，只要帮得上忙，他一定全力以赴。但是，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极少数、极少数在马鞍上坐不稳当的蒙古人，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骑马骑得这么难看的蒙古人。他一翻身上马，顿时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地随马颠两下；马一受惊，稍微闪躲，他就会掉下马来。大家都替他难过、着急，就连旁观的艺术家都有些看不下去。这批艺术家中，有油画家、水彩画家，也有雕刻家，好几个人身手都相当矫健。　　　　
　　　　他们都是蒙古艺术家协会（Mongolian　Artists？Union）的会员，我猜，他们是葛瑞尔邀来的，有他们在，就可以打出“协会计划”的招牌，让这次活动沾点半官方色彩，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人可以分担一些开支，租用马匹、聘请向导领我们进山的花费，就不会高得无法负担。很明显的，以前并没有人尝试这种远征，我们必须依循蒙古的心态来思考。　　　　
　　　　我很快就发现，在蒙古，作决定是一种集体活动。每天的行程安排、雇多少匹马、路线怎么走、马鞍合不合，甚至再琐碎一点的事，不论他们本身有没有经验，蒙古人都可以翻来覆去地争辩。最先提议的人把他的想法婉转地说出来，然后就转身去干自己的事，留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现代蒙古人挺喜欢补破网的。　　　　
　　　　我们沿着微微起伏的低矮山丘地形，从乌兰巴托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会合的地点。载送我们的是一个联合车队，里面的吉普车和越野车都是向各个国家组织、集体单位好说歹说借过来的。说来有些好笑，这些车辆都是经过“蒙古化”之后，才勉强能在地面上奔驰的。所谓的“蒙古化”，指的是废物利用，或是翻修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零件，勉强凑合成的。所以呢，吉普车上破碎的挡风玻璃，可能来自一部车祸中全毁的同型车；后车轴更惨，不知道又是哪一部事故车的残骸，还不是同一车型；变速箱显然是从小车上拔下来的，有些别扭。车灯、后照镜之类的小东西（如果有的话），都是用绳子或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这样的车当然是走走停停，没走两步路就要修理，轮胎的气好像永远充不满。　　　　
　　　　这种修修补补而成的车队，切实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一支前所未见的远征队有多困难了，因为在蒙古，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装备。蒙古位于前苏联的边缘，漫长的补给线到这里已是尽头，也难怪运到蒙古的苏联货，都是一些捡剩不要的次级品。再加上蒙古国内铺设好的马路根本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太深，驾驶员就胡乱转向，再轧一条新的路线。坐在车上的人往往被颠得七荤八素，车子也被震出内伤，更把壮丽的自然环境破坏得体无完肤。一条条的车辙就像一道道疤痕，伸向四面八方，蒙古大地被碾得支离破碎。


第一部分核心成员

　　　　阿乌博德物色到一位翻译——博希吉特医生。一路上我碰上不少蒙古人，可是他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是心脏专家，却不愿意在这个极度缺乏医师的国家行医；他是思想家，不畏惧威权统治，一心一意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但是，蒙古第一次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他却洒脱地拿着鱼竿去钓鱼。他像其他受过教育的蒙古人一样，俄文极为流利——俄文是学校必修科目，但想要深造，得下苦功去研读才行——英文说得也很溜，还自修法文、德文。他曾经在布达佩斯接受过医学训练，因此说得一口好匈牙利语；在斯德哥尔摩也当过驻院医师，还能来上两句瑞典话。他喜欢马，却很讨厌骑马，现在更得了严重的花粉热。望不到尽头的蒙古大草原，夏天是世上花粉指数最高的区域之一。倔强的“大夫”绝不放弃。他的名字在蒙文里的意思是“基础”，在后来的行程中，他一路陪着我们，是我们少不了的好帮手。他心地仁慈、坚毅果决、喜欢动物、博学多闻。走到哪里，都看到他拿着他那根折叠钓竿片刻不离身。他的厨艺惊人，有限的食物，到了他的手上，总觉得可以有些变化、好吃得多。　　　　
　　　　另外两个人是我们这次试骑队的核心成员。保罗·哈里斯是我找来的，负责摄影。他是英国人，三十来岁，在伦敦做职业摄影师，曾在我老家爱尔兰拍照，因而结识。我写信问他，有没有朋友愿意到蒙古参加远征队，这个专拍户外写真、性喜浪迹天涯的小伙子，马上自愿请缨。我相信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事后证明我的感觉没错。他爬过南美洲与尼泊尔的高山，主动积极，适应力强。他是个摄影狂，常常一大早起来爬到高处，寻找最佳位置，捕捉最适合拍照的光线。　　　　
　　　　第二摄影师巴雅尔负责的工作是拍摄胶卷影片，以便制作此行的纪录片。他是蒙古电视电影厂（Mongolian　TV　Film　Studio）的员工。这单位的名称气魄不小，其实只是乌兰巴托无线电视塔阴影下的一栋破建筑而已。历经沧桑的蒙古电视电影厂曾经风光过，专门制作东欧集团喜欢的新闻片或纪录片。不过，席卷世界的电视设备也没饶过这里，搞电影的不再吃香，电影厂没落了，就只剩下几个老摄影师和收音师，拿着破旧的设备苦苦支撑，所有的预算与光彩都被新兴的电视抢光了。即使前途一片黯淡，巴雅尔依旧苦恋电影这个行业。他是牧民的儿子，年轻时被送到莫斯科电影学校（Moscow　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