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红尘 作者:平儿-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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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品味人生的书。作者品评的八位女性，均在上个世纪留下过深刻的人生印记。她们以各自不同的人生姿态和生存际遇，仍让今天的我们萦怀于心。顺着作者的笔触，品读她们的命运和人生，竟会是如此的苦涩而又温馨，仿佛有千愁百结，欲罢不能。
是的，对于她们，我们并不陌生。在这八位女性中，其作品还在被我们热读，如张爱玲；其命运仍让我们苦叹，如萧红；其风韵依旧温润如玉，如胡蝶；其魅力已然渐就神奇，如林徽因……她们没有走远，恍如近在咫尺。她们曾经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光亮，又是那么的苦难深重，那么的顽强坚韧。她们代表着一个世纪的生命记忆，这记忆固化成一种情结，在不时扯动我们纤细的神经。遥想她们，她们正与我们同在：生存的场景转换了，生活里的诸多细节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人生所应承接的欢欣、所应经受的磨难，是如此的明晰可鉴，又是如此的相似相同。命运仿佛就是一种魔力，操控着人生不同的苦乐悲喜，我们只能对人生作出一己固有的执着，余下的，惟有慨叹而已。
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女性、一位诗人，她在面对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所呈现出的人生遭遇和命运情形时，一定是百感交集，心绪难宁。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作者得以走近这些人物，能悉心体察她们、理解她们。作者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她们的世界，走进了她们的生存。作者知道所要承担的会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但是她义无反顾。就因为她是一位曾经颇有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备受生活磨砺的女性。同为女人，作者可以很自在地走近这些人物的内心，会细心体解她们生活的幽微细密之处。同时，不同的人物命运在作者的面前依次展开，也会让作者获得自己个人独立的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强烈诗人气质的女性。作为诗人所特有的敏感真纯和高蹈超迈的气质，能够帮助作者站在个人特定的角度和一定的认知高度上，去把握、审视笔下这些人物和她们的命运。从而，作者在感同身受中对八位女性的人生的关切和领悟，就有了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意趣。
在书里，作者认为张爱玲的一生，是在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她的文字，“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她面对人生的浮世的悲哀和虚无，借助文字的力量，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仿若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洗劫众人的灵魂，那种刻骨和透彻，像梦呓一样使人惊栗”；萧红“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是一个“想要让生命的光线淋漓尽致地射透萧瑟命运的女子”；她入木三分地指出：阮玲玉的自杀，从表象上看是由男人引起，究其内里，在于“自身的精神封闭和心理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把她带入了自己很难走出的一种心理生存困境。”而对于诗意的陆小曼，作者深挚而悲婉地写到：“只是因为一种放任，她对爱情一念之间的一种放任，她一辈子都为此在付代价。付了，还不够偿还，可见作为女子的不幸。”她是这样由衷地激赏潘玉良：“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流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霰弹如雹似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们享用。”在这本书里，随时闪现着这样独到而精准的睿智感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品味人生的良苦用心。
古人说，知人论世。这是一种姿态；佛在说，逢苦不忧。这是一种境地。他们都是在对人生说话。我在想，我们品味他人，其实也是在品味我们自己；而我们读解着人生，人生又何尝不在读解着我们。是啊，除了佛，我们谁能比人生更高明？
好在一切都是人生，一切都是日子。我们不可能高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加聪明。
悲情阮玲玉：在生存的追问中虚无
只是依靠本色生存的女人，很难形成自己的理性来反观别人的生存经验补充自己。
去承受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终归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使命。
对男人的幻想与期待，成为她心河上的利刃，让生活本身透出了悲凉，却无法阻截生存的焦虑和空虚感
阮玲玉虽然在人前骄傲矜持，姿态优美有度，却始终是一个弱势的人。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把她带入了自己很难走出的一种心理生存困境。从表象看，阮玲玉的问题由男人引起。但从问题演绎到放弃生命的逃避，却是由于阮玲玉自身的精神封闭和心理弱势。
这是今年的头一阵秋风，风不紧着吹，一阵一阵却起得急，从院子的树叶上过时，便刷刷如同来了阵雨，带给我一些陈旧的感想。这感想随风掠过，又随即醒转到现实，通向往日的小径被陈年落叶覆盖了一般。
我便有些苦恼。在这个时候，激情与幻想是泅渡的应急手段。这种泅渡用可感的东西来形容，就像寺檐上风铃未动，飞鸟却持续飞临。我需要这种激情来感同身受地理解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她在上海从事着当时最前卫的电影演员的职业，是被时代鼓舞着的新女性。在有限的生命年华里，她很努力很有天赋，也很凤毛麟角，演技与美貌以及人品并重。她是许多人的偶像、安慰和寄托。然而她却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35年3月8日，她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尽，时年25岁。当时万人空巷为她送行，鲁迅也因此写了文章《论“人言可畏”》。因为据说她留下的绝笔就是“人言可畏”。后来她的自杀便被视为“人言可畏”最重要的佐证而变得像一个传说，就像她的美丽如同一个未解的谜。
是的，她就是阮玲玉。
我坐在一个古色古香的两进四合院里，读着阮玲玉，感受到她生时的气息，又不禁要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姿态，用阮玲玉的自杀来说明社会的黑暗和可恶，自然也是没有错的，人言也确实可畏。但具体到一个指向明确的小女人，她的精神世界、生存困局中的尴尬和由此在生活中被激发或者被强化的某种心理异常，却并不是鲁迅有兴趣研究的。鲁迅也不过是依据传言中的阮玲玉的遗书生发自己的所感所想而已。
死亡毕竟是一切的终结者。通过自杀来寻求人生尴尬的解脱和生存的困局，无疑是一种最惨烈的逃亡。我以为，用这种方式来终止对生命的追问，其实是对一份责任的放弃和对可能的契机或者途径的废止。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正是对自我生存能力的自我否定。阮玲玉这么一个正当红的美丽女子，她又为什么要对自己作出这样的否定呢？
我于是想到一些问题。贯连起读过的一些书，想到的一些人和事，通过一条路径我所进入的，是一个女性的生存和生存智慧的问题。如此而言，因为阮玲玉是一个具有群体代表性质的女子。她的人生体验表露了一个社会属性的女性的自我困境：由虚无的精神表象构成的现实生活的虚无。从性别存在的现实来看，在社会进程的各个时期，性别平等更多是一种美学或者形而上的意义。在不同中寻求差异性生存，应该始终是女人们自我救赎的方式。因此，我在时光穿越的小径上折返回溯。我想，自杀所昭示的应该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吧：在劫难逃地在这个世界上为生存下去寻找勇气和毅力。而在阮玲玉偶然和必然性的死亡中，其实昭示的是女性的自我生存能力能否与社会相容。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是依然存在的，它在男性主流社会中折射了女人们的一种生存混杂性和自我矛盾的特征，集无奈和感伤、女性生存的边界、享乐主义以及消费的物质主义于一身，处在男人带来的安全感和“娜拉出走之后”的恐惧感之间而陷入某种生存虚无。打开一个在实用性上可以翻越并且豁然的窗口，为女人们提出一种可以承载和超越极端心理的领悟，便是解读阮玲玉的实际意义。如同那个被召唤的召唤者，在日光下熠熠。或者就像我们曾经记忆过的：失败和挫折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我们需要如此。
而以社会的惯性，这个困境或许是受到批判和谴责的，或许是被忽略的。今日的社会也并没有找到一种确切的标准或宽容的尺度来释怀阮玲玉们的局限和困窘。阮玲玉是有着极其鲜明的性别意识的女子。她很喜欢画眉，当年人们盛传她在北平要画一个小时，在哈尔滨要画两个小时，而且多以入鬓细眉示人。她还是理想的贤妻良母，擅长厨技，还擅长布置房间，种花种草。她一直渴望自己能有幸福的归宿，存了一个女子最普通的愿望，希望找到一个好男人，想要有一个男人爱她，或者只是在流泪的时候，有一个肩膀可以借用。从阮玲玉的人生经历和资料记载来看，她的这种期待是很大的，大到作为终极目标和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而左右了她的生活，使她拘谨、惶恐以致更加的虚荣和脆弱。然而她碰到的男人，却没有一个真正地爱她、怜她。历次的失望使她走向了绝望。
事实上，这些男人是导致阮玲玉放弃生命的直接原因。是三个男人先后打击了她对男人的期待，并把她的信念变成了沸腾的河水，她由于自救能力的缺失无法泅渡到彼岸。
第一个男人是张达民。阮玲玉的妈妈做保姆时，他是少东家，被阮玲玉的美貌吸引，后来同居。那时阮玲玉16岁，张达民18岁。他俩都没有工作，只能靠家里的月份钱生活，张达民的哥哥张慧冲这时正在投身中国电影的早期开创工作，于是介绍阮玲玉去拍电影，从此阮玲玉成为影坛明星。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张达民携阮玲玉前往香港躲避战乱，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中年茶叶商人唐季珊，唐季珊知道阮玲玉喜欢跳舞，就频频带她出入各种高级舞厅发动情感攻势。后来阮玲玉大概是觉得唐季珊比花花公子张达民靠得住些吧，就与张达民一刀两断全心全意与唐季珊过起了日子。在认识阮玲玉之前唐季珊是有家室的，太太在老家，除此以外身边还有另一个女人，阮玲玉的前辈张织云。可见唐季珊是一个对感情缺少约束的男人。不久唐季珊再次移情别恋了，对象是阮玲玉的同行梁赛珍。惶惑中阮玲玉把情感归属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男人蔡楚生身上。蔡楚生是当时的获奖影片《渔光曲》的导演。他邀请阮玲玉出演他的新片《新女性》的女主角。他们是同乡，有很多共同话题。阮玲玉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希望他是能够靠得住的男人。但蔡楚生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他并没有准备好充当阮玲玉的救命稻草。拍完《新女性》后，阮玲玉以吃安眠药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就是阮玲玉的凋零。看起来是对一份情感的贪恋，而以生命的结束为终结。从这一表象分析，性情柔顺，容貌娇媚，心理懦弱，是几千年里中国女人取悦男人的本色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