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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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的庐山会议，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　　　　
　　　　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开始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3）

　　　　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仍然存在着队与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不久，又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意见很大，因此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了解，认为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还是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将分配权下放到小队，解决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在工业方面，中央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改变了企业经营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条例。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行各业的条例有了，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怎么办呢？为了克服气不够壮的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要制定一个7年计划，而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把7年计划搞好，大家的气就可以壮起来了。3年调整壮不了气，7年计划总可以把气壮起来了嘛。按照一个目标来办事，看到一个兴旺的气象，就不会灰溜溜的了。　　　　
　　　　制定计划，就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对此，邓小平进行了解释。他说：谈到有希望的问题，我感觉有这样一点，就是总要有个奋斗目标。毛主席的方法，过去他多次跟我们讲，我们在座的同志不晓得听过多少次了，就是要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打了一仗以后，要提出第二仗的任务，办完一件工作，也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不断地引向胜利，不断地引到发展。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奋斗目标。　　　　
　　　　为了制定7年计划，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迅速行动起来，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大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甚至影响党的前途。　　　　
　　　　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几次讲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中央的感受。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要向他们提出有没有志气的问题。这样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没前途，翻不了身。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集中目标攻击，这日子能过呀？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没有希望。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工业会议上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农业上，一说到粮食征购就上不去了，不但明年上不去，长远也上不去。问题是不谈这些，就没有希望，不仅明年没希望，就是长远也没希望。讲觉悟，讲志气，讲整体，讲全局观念，我们党过去总的是好的，几年来，特别是今年，突出暴露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还说：我感觉国家和地方，整体和局部，全局和部分，集中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现在是矛盾的，还相当突出，不能回避。大家口口声声都说拥护中央，这不算数。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停滞多少年。矛盾怎样解决呢？解决的办法是：集中统一，全党讲全局观点，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改，也比各自为政强。现在是各有各的打算，讲的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中央各种会议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开。他还说，只要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搞通了，再把县委搞通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不是工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普通党员的问题，弄虚作假，说假话，怕当老实人，主要是干部，包括省，也包括中央的部。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讲得既严肃又厉害。在他看来，目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相当突出，很多县以上的干部，缺乏理想和大局观念，致使小天地太多，分散情况严重，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因而，他情绪上也比较激动。邓小平自己说，我好久没有讲这么厉害的话了。调整很费力，如果天天斤斤计较在细小的枝节上，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可以看出，经济形势的困难，人民群众的埋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觉得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这样的心绪，一方面使他们克服了盲目的作风，变得谨慎务实了；一方面也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产生了畏难情绪。其表现形式是：对中央上调的产品、下派的生产指标总是讨价还价，向中央讲困难多，要救济多，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4）

　　　　中央认为，地方开始出现了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首先为本地区、本部门着想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出现了“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换句话说，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实际情况是，越在困难时刻，越是需要中央的集中指挥，安排生产和调配物资。而要顺利调整，就必须统一思想、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　　　　
　　　　　　　　　会议的近因之二—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需要回答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极端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认识，有些问题需要由中央做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一些重大失误，则需要中央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这些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关系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大问题。　　　　
　　　　比如，1961年各地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在传达5月北京会议时，几级干部都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与此同时，人们还关切地问：这几年到底是个什么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浮夸？为什么造假？希望有个水落石出。　　　　
　　　　还有人问：缺点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什么有相当普遍的人不敢讲话？对于“共产风”，中央一再纠正，为什么纠正不了？　　　　
　　　　甚至有人针对“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产生困难原因的说法提出质疑，问“天灾”和“人祸”到底哪一个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讲，并没有解决。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社会主义并不能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过去是否强调主观能动性多了？　　　　　
　　　　还有不少人在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不解：比例究竟是否失调？说失调是不是反对总路线？计划问题，中央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现在的指标又在一股风似的减，是否都要如此。究竟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既关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涉及党犯错误的原因、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么搞，这都需要中央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在人们向党提出种种困惑的同时，人民心中还产生了埋怨情绪。不少人认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越是高级干部，这样的想法越多。而几年来，只是地方在做自我批评，尤其是县以下处分了很多人，这是人们气不壮的原因之一。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所以，在邓小平等提出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解决粮食征购问题时，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扩大到县委书记来参加会议，要在这个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把问题讲清楚，中央做自我批评，向全党交心。有关这个决策过程，在有关会议的直接起因时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