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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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瞎指挥，吴冷西说：不问具体条件，运用一种激将法：“这儿能办到，那儿为什么办不到？”这样推广了一些很错误的东西，如大面积丰产方，方田化，企业无人管理等等。还在报上搞了许多进度表，如扫盲进度表，除四害进度表，造林进度表，钢铁放卫星等等。批评数目字低的是劲头不足。对此，一些省委反映强烈，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对他们的压力很大，其结果只能是你赶我追，大搞虚夸。毛泽东为此批评《人民日报》，“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还谈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其他错误，这里不一一赘述。　　　　
　　　　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的当天，1月29日，吴冷西还以新华社社长名义在中直系统文教组做了检讨。　　　　
　　　　新华社同《人民日报》一样，是中央的喉舌，它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在全国全党有着极高的舆论导向作用。那么，它在“大跃进”期间又做了些什么呢？吴冷西说：对所有制的报道中，曾经提倡“一切社有”、“全民所有”、“消灭私有制残余”、“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等等。在农业方面，所报道的各种卫星，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万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宣传过“放开肚皮”“无限量”地吃饭。　　　　
　　　　在工业、财经方面，把过去的规章制度，一概说成是把职工群众的手捆起来。还公开提倡过无人负责制，赞扬了建华机械厂实行的“八无制度”③。　　　　
　　　　此外，还有什么16个无盲（文盲）省，54个四无县（无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无痛病院（外科不疼，皮肤科不痒，妇产科不叫，小儿科不哭）等等。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5）

　　　　报道安徽提出文化大普及的标志是：人人能读书，会写会算账；人人学科学，技术个个强；人人看电影，每月两三场；人人能唱歌，歌声满城乡；人人能画画，处处是画廊；人人能舞蹈，男女喜洋洋；人人能表演，百花齐开放；人人能创作，诗文似海洋。这诗一般的描绘确实很美，遗憾的是太浪漫了，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这些充满理想、超越现实的报道，表面看来美好动人，但实质是愚弄了人民。报纸的生命是真实，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宣传的价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种失信于民的情况，毛泽东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59年5月他批评说：《人民日报》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做宣传工作难，很多事情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能够左右的，但火上加油、错上加错的东西则是应该认真反思的。当时的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表示了不满，但也没有过分追究，而是以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教导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吴冷西）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看了各省委的检讨，再看中央各部委的检讨，大致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的特点之一是中央担担子，而“出气会”是省委担担子，给地、县委书记减担子。实质上是层层放担子。王任重说：“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话，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出气和作自我批评试图达到的效果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大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吸取教训，跌倒了爬起来，团结一致做好以后的工作。从大会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实现了。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1）

　　　　2月6日，正月初二，七千人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乘坐着统一安排的汽车，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奔向人民大会堂。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阖家团圆的节日，尽管处在困难时期日子艰难，北京和天安门的许多建筑物上还是悬灯结彩，红旗飘扬，爆竹声在噼啪作响，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天公也很作美。正月初二这一天，天气温暖，气温高达摄氏9度，也为人们的心里增添了几分暖意。　　　　
　　　　七千中共高级干部云集北京过春节，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2月4日除夕那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均来助兴。当他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腾，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向中央领导同志祝贺春节”。　　　　
　　　　正月初一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拥政爱民联欢晚会，有4万多人参加，规模之大令人乍舌。这次晚会，据周恩来讲，他本不想惊动毛主席，在晚会开始前的一小时，想来想去，还是要和毛主席说一声，结果毛主席表示他要参加。周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是愿意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因为毛泽东的出席，中央领导几乎全部出动。1962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报道：“8时整，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春节。这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事隔42年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心情，感受他们的情绪，在困难和贫苦之中，他们的情绪是饱满的，他们对党、对毛泽东充满着热爱和信赖。　　　　
　　　　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出席了除夕和初一晚上这两次联欢活动，但当时的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参加联欢的事情。七千人大会是悄悄进行的。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北京市民，不知道这个春节还是全中国政治精英的一次大团聚。　　　　
　　　　联欢活动一过，正月初二，大会就继续开全体会议。会议仍然由毛泽东主持，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他要专门讲党的问题。　　　　
　　　　按常理这是春节之后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大家都要互道一声过年好之类的客气话，以表示友好喜庆之意，但毛泽东一如既往，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今天开大会，请邓小平同志讲话。　　　　
　　　　邓小平呢，也没有客套，开口就切入了正题，仿佛春节并不存在一样！只听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在大会堂里回荡：“同志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现在，我讲一讲党的问题……”　　　　
　　　　邓小平的特点是，善抓大事，举重若轻，在别人看来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他那里会变得简单起来。他的讲话也比较简洁、直接。所以，今天的大会安排邓小平和朱德两个人讲话。邓小平先讲，朱德垫后。　　　　
　　　　当年的邓小平，57岁，小毛泽东11岁，小刘少奇、周恩来6岁，是中共领袖中的少壮派。毛泽东对邓小平比较欣赏。早在抗战初期，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使邓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当时的中共仅有三个师）；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就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尤其是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指定邓小平担任由两个野战军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陈毅两个司令员都在他之下。建国之初，邓小平就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成为雄踞西南的一方大员。1956年，毛泽东亲自举荐邓小平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公道，有才干，能办事，顾全大局，是个厚道人，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大凡毛泽东表扬人，说你学习好或者人才难得，其实未必能合得来，一起干得久。但是表扬你是老实人，你就可以在他身边工作得长久了。罗荣桓曾多次被毛泽东誉为老实人。罗荣桓去世以后，毛泽东无限惋惜，赋诗追念，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更道出了罗荣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罗荣桓在众多将帅中是惟一一位享受毛泽东以诗纪念殊荣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实人？厚道算不算？如果算的话，邓小平既老实又有才干、能办事，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不足为怪了。邓小平由此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就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中央政治局六大常委之一，排名第六，年纪很轻，当时才52岁。不仅如此，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还讲了这样一句话：“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由此可以掂出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了。　　　　
　　　　自邓小平任总书记之后，他便大刀阔斧地工作在中央领导第一线。但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也由于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情况，1957年开展了“反右”运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上任不久的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初起的时候，头脑也跟着发热。几十年后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邓小平曾不无感慨地说：　　　　
　　　　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发热的也不少。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作为当事人，邓小平讲的是真心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理智被激情所代替，做了很多荒唐事。当困难形势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邓小平同不少人一样，还没有能够立刻引起严重关注，在1960年农业十二条下发以后，他还以为农村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对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的问题，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并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邓小平对下面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开始感到问题严重，必须下大力气来调整，并不断地反思这些年失误的原因，千方百计地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1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说：“人民公社肯定要搞，但如何搞，规模多大，摸的差，如果搞得谨慎一点，有些话慢点说，可能会好一点。”不知道他谈到的“有些话慢点说”是指什么，我想很可能是委婉地指毛泽东“人民公社好”之类的话有些欠考虑吧！后来的邓小平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办急了，早了，如果经过试点更好。　　　　
　　　　到这年5月，邓小平又说：“三年来毛病出的很大，问题相当多，……究竟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讲过，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①虽然，邓小平没有否定“三面红旗”，但他的这些话表明，已开始对“三面红旗”进行深入的反思。　　　　
　　　　也就是在3月1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邓小平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