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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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们对于军阀的幻想与妥协。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里，便直认不讳，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⑧《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由”，推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不是为盗贼上条陈吗？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2）
“好人政府”仅仅维持了73天。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作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便出来干预，将罗释放。曹锟也不罢休，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要求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佩孚陷于孤立，只得牺牲车马，与曹锟妥协。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⑨“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① 参看胡适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255、269、300页。
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里，记有“钞‘E．S．’的简章。下午‘E．S．’会集。
我们都赞成有一个小周报。”E．S．当是“努力社”英文名“EndearorSociety”的缩写，据此，则努力社在这时已经成立。
② 《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9页。
③ 《我们的政治主张》，列名为提议人的有：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徵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本文原载《努力》周报第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胡适删改，本篇亦被删去。
④ 见胡适1921年6月18日日记，《胡适的日记》，上册，第99～100页。
⑤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73～175页。
⑥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86、241页。
⑦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52～354页。
⑧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5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本篇亦被删去。
⑨ 参看郑则民撰《王宠惠》，《民国人物传》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140～141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1）
《努力》周报第22期，登载了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①他自己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原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并且以最近的直奉战争为例，具体分析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战争，得出结论说：
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②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其中的分析，个别地方自然也难免失误，有些具体论断也难免幼稚；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些见解，简直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了。
胡适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他不顾一般常识，讥笑中共宣言的议论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因而诋之为“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适虽然也承认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按：即征服统治中国），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十年以后呢？在胡适的眼里，帝国主义似乎变得很美妙了。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这些话，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加了着重号，密密麻麻画了圈的，可见是十分紧要。但他大约自己也觉得太露骨了一点，为了避嫌，竟又特别声明：他“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
中共的“二大”闭会不久，它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便在上海创刊了。③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本报宣言》，其中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恶事实，列举有七个方面：
一、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
三、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币流通于全国；
五、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
六、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
七、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
这七项都是众目共睹的具体事实，胡适自然也不便否认；但他却说这些“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怪不得帝国主义，只怪中国自己的政治不上轨道。他甚至逐项辩护，把帝国主义侵华的这许多罪行，都说成是好东西。他说：
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
这简直是把侵略写成了友谊，把强盗打扮成了救星！最后，胡适竟还劝导别人，“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看了这些，人们怎么能相信，他不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呢？
胡适叫别人不牵涉帝国主义问题，可是帝国主义却总要来“牵涉”中国人。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枪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广州、南京、汉口、青岛各地，也发生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大风暴。连胡适的一些朋友，也义愤不止，朱经农说：
沪事极可恨，英人日来随意枪杀人，惨无人道，在若辈眼中华人生命不值一钱也。可恨之至。④
在全国沸腾的反帝怒潮推动下，胡适也觉得刺激太强烈，按捺不住对国家的责任心，因而与罗文干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废除会审公廨及“修改80年来一切条约”等交涉条件，以消除“将来之隐患”，“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表现了他反对外国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积极要求。⑤但是，胡适只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和谈判，却不怎么支持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特别不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