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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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3）…（图）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 ——雷蒙·阿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波伏娃与萨特的一生中，他们与许多朋友从相谈甚欢到逐渐疏远。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萨特和波伏娃与好友尼赞、马厄、帕尼耶、佐洛、加缪、雷蒙·阿隆、梅洛·庞蒂等人因为政见不同由疏远走向对立或者直接决裂。阿隆曾经说：“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而萨特曾经表示，他对最亲密的男性朋友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一种深沉的友谊感。 首先是梅洛·庞蒂，波伏娃一直认为他对她和萨特的契约爱情缺乏深刻理解，他始终将中产阶级的传统生活方式当作理想天堂，在思想方面过于细密。波伏娃和梅洛·庞蒂经常为此争论，所幸梅洛·庞蒂脾气很好，对于波伏娃的责难通常一笑了之。 波伏娃与她的第一个“偶然”——帕尼耶的友谊终止于60年代，也是因持政见不同而决裂。早在大学期间，虽然他们很要好，但是萨特知道他们并不是一路人。只是那时萨特对政治并不是很关心，所以矛盾没有激化。帕尼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新教家庭，性情拘谨。用波伏娃的话说，帕尼耶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完全背道而驰。年轻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三人望着塞纳河对岸的一个灯火辉煌的工厂，帕尼耶不禁赞叹：“太美了。”萨特提醒他：“这可是工厂，工人整夜在那里卖命！” 帕尼耶不耐烦地说：“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美。”萨特反驳道：“血汗劳动的地方无美可言。”二战后，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对人民阵线的态度问题、对西班牙内战的问题等等，帕尼耶与他们都不能达成共识。波伏娃说，当帕尼耶去世时她没有悲伤的感觉。 1946年起，阿隆和萨特开始在政治上互相不信任。他虽然与萨特创办了《现代》，但是在出到第10期的时候，他离开了《现代》，原因是他们对于苏联问题看法的分歧。阿隆被波伏娃与萨特看作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先锋。在60年代，萨特和阿隆已经成为敌对的兄弟，他们代表和象征着知识界两大对立的派别。这种情况反映在许多方面，在1968年的五月危机中，萨特支持学生运动，而在极左派的眼里，阿隆是资产阶级教育界和被羞辱的自由主义政治代表。70年代后半期，法国知识界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危机，极左派的思想楷模和大师都遭到贬斥。尤其是在1980年萨特去世后，他经常被攻击。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优势地位的体现，可后来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左派错误和失败的罪魁和象征。当人们回过头看萨特的时候，他被人说成了不识时务的算命先生。“一颗曾经照耀人们思想的太阳，沦落为暂时或永远熄灭了的恒星。”而晚年的阿隆则又被推上前台。 历史的风向是变幻莫测的。萨特的一些预言遭到了历史的否定，比如他预言苏联将在1964年赶上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将是革命的导火索，欧洲的极左派将成为西方民主发生政治变化的根源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可笑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萨特犯的这些错误归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和平主义的影响下接触政治的，当历史风暴来临时，和平主义的手段显得有些难以与汹涌猛烈的历史时期相适应，萨特往往游离于对历史的思索之外。 比安卡在《被勾引的姑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波伏娃与萨特后期政治上的屡屡失误作出的评价：“盲目的原因是他们像许多法国作家一样，生活在封闭的花瓶里，被巴黎的朋友们包围着，与其余的民众没有接触——这是‘小团体’的后果。另外也许是因为哲学不是历史，不准备沉浸于现实之中，而宁可以一种鹰的眼光从高处浏览一切事件。高高飞翔在生活的远处，恰恰导致了鹰的失明，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4）…（图）
年轻女孩子们对她们成年以后，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都有着敏锐的感觉。她们总是说：“我真不懂，一个女人过了40，怎么还染发，怎么还穿比基尼，怎么还同男人调情？等我到了那个年纪……”可一旦真的到了那一天，她们也照样染发，照样穿比基尼，照样对男人们频送秋波。30岁时，我也曾下过同样的决心：40岁以后，人们就不该再去追求什么爱情了。我信誓旦旦，到那个阶段我会理所当然地安分守己。 ——波伏娃《时势的力量》 1952年，波伏娃终于结束了她在39岁开始的那段长达4年的跨国恋情。她自认已经是个44岁的丑婆娘，对爱情心灰意冷，不指望能再让哪个男人爱上自己。 一天，有人告诉他《现代》杂志社的编辑朗兹曼说她很漂亮。波伏娃也发现朗兹曼经常深情款款地望着自己。朗兹曼黑发蓝眼，是个27岁的漂亮小伙子。波伏娃不禁有点飘飘然起来。她感到很高兴，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在别人眼里还是有魅力的。一天，朗兹曼突然给波伏娃打电话，约波伏娃出去看电影。波伏娃受宠若惊，同意了。 他们很快相爱了。因为两人之间有17岁的年龄差距，波伏娃对于朗兹曼有一种疏离感。俗话说三岁一代沟，17岁差距造成的代沟也不是一条两条的。他们彼此述说身世经历，加强了解。朗兹曼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犹太人。虽然波伏娃早已知道，但她仍为之一震。她很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尽管她以前也有不少亲密的犹太朋友，但是他们并没有让波伏娃懂得“犹太人”的含义，他们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不置一词。朗兹曼让波伏娃意识到犹太身份在他生命里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小时候，朗兹曼一直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自豪，他父亲经常摊开世界地图骄傲地告诉他：我们无处不在。13岁时，他遭遇了反犹太主义，但他仍然坚持承认：“我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被世人所厌弃。从少年时代就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他忘不了父亲在抵抗组织中的勇敢斗争，也忘不了被纳粹屠杀的同胞。他时常因为在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