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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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经凉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940年夏，日机施行“疲劳轰炸”，经常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学校组成以周均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决定第六次迁校，迁往四川南溪李庄。10月启程，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由于山陡路险，行程艰难，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1941年3月，同济才得以在南溪开课。
浙江大学在抗战中多次搬迁，不得稍安，先后达六七次之多。1937年11月，日军迫近杭州，全城大震，1937年11月该校先是分三批迁浙西天目山、建德。12月，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又从建德分批入赣，刚到金华，遭遇敌机轰炸，火车停开，师生水陆两路并进。步行师生，一路风雨兼程，有时遭遇敌机轰炸，白天走路，饥肠辘辘；有时晚间倒卧干草中睡觉；坐敞车的学生，因夜间结霜，冻得浑身麻木。整个行程历时25天，行走752公里，到达江西吉安。1938年3月，浙大南迁泰和县城郊上田村。1938年夏，日军侵占九江等地，江西全省震动，浙大被迫迁徙桂北。教育部原要浙江大学迁贵州安顺，后学校决定先迁广西宜山。正在湘桂道上为迁校奔忙的校长竺可桢，忽闻次子和夫人因病相继逝世，他忍住悲哀，以学校事务为重。教工、学生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起运，航程艰难，货船曾遭空袭，遇触礁，历经劫难才到宜山。另有400余件图书仪器当年夏启运，1939年春，才抵达宜山。1938年10月底学校复课后受到疟疾的威胁，仅两个月患病者达146人。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轰炸浙大宜山校部，投烧夷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江大学之标营宿舍、礼堂、教室多间，弹坑直径一丈五六左右。该年9月15日，又遭敌机轰炸一次。1939年11月，南宁失陷，浙大决定迁往贵州遵义、湄潭等地。黔桂路上山峦重叠，又逢冬季，行路十分艰难。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竺可桢校长见此情景，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遵义开课，设文、工、理、农、师范5个学院，其中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各院一年级也同时赴湄潭。浙大还设有永兴、青岩分校。李华超等：《浙江大学在湄潭》，载《抗战时地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25页。这样，浙大师生经过三年颠沛流离，辗转五省，终于在贵州找到一个立身之地。从1940年入黔到1946年返浙，在此度过了长达6年多的时间。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八年中八迁校址。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八迁罗定。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大学各项统计表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048。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大都历尽艰辛，一迁再迁。也有在内迁过程中，一直以演剧宣传为主的，如国立艺专。国立艺专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创建于1928年，由蔡元培创办，林风眠任院长，院址在杭州，设有绘画、雕塑、图案、音乐4系。1931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西迁至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专。西迁途中，艺专师生组织“抗敌宣传车”，每到一处，便及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长途跋涉，国立艺专于1938年底到达昆明，校舍暂借昆华师范。1940年，艺专新增设的建筑系并入西迁的国立中山大学。同年，国立艺专迁往四川壁山，校长几次更换，最后由潘天寿主持。抗战胜利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分别恢复原校，杭州艺专仍称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在昆明》，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11、116页。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8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罗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马、牛、羊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并推举王酉京为负责人。王酉京和职工们在行程中，有时还碰上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经过在六安到叶家集之间十个山村的短期休整，1938年3月又继续西征。路上死了一些病弱牲畜，加上有的道路野狼成群，有的地区因雨季来了只得绕路，有时走乡间小道。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上旬到重庆，仅剩有荷兰种乳牛二十余头及少量家禽，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当他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王酉京也因护送家畜，被誉为学校的有功之臣。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面临的是生活条件的艰苦，教学设备的简陋。先后内迁四川的48所高校师生，多受国破家亡之痛和远道迁徙之苦。初入川，多数学校只能借用旧庙宇、祠堂作校舍。如武汉大学曾借用嘉定文庙、崇圣祠、三清观、大佛寺等处；东北大学借用三台草堂寺等旧址，校舍很分散，学习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虽建临时校舍，却因条件所限，一间宿舍住300人以上，闹嚷拥挤，空气混浊，很难安歇。江苏医学院、国立医药专科学校等校，也因校舍困难多次搬迁。
西南联大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是在刚搬走的坟地上建成，房屋潮湿阴暗。雨季房屋漏水，学生要打伞睡觉。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后，部分学生住翠竹庵等处寺庙，学校用土坯和木料搭就简易的校舍。广西大学迁贵州榕江后，还在两湖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及演武厅礼堂等馆庙的大殿、戏台和酒楼的上下，用木板隔成简单的教室。
内迁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或因敌机轰炸，一路流离颠沛，图书仪器无法运出，或损坏散失。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一册。
各高校在内迁途中，因医疗条件差，师生发病率高。如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根据1942年统计，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武汉大学学生死于地方病的达60人。一些极富才华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等，因贫病而英年早逝。而西北联合大学，据校医室1939年3月8日至29日20天的统计，全校800人左右，生病就诊者达2177人次，其中肺病和心脏病者占的比例最大。《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院校师生在迁徙离乱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损害，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在回忆内迁广西情景时写道：“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踡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社。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櫍匣匦樱∮谑堑苹鹁∠ⅰＪ笔既ァ５殖ど澄囱眨鐾司合喔嬖唬壕┛谥蠡⒂⒐镜潞途惚徽ㄒ樱勒咴级в嗳恕Ｎ胖恬敗Ｐ嫦纭醇福吮嫦纾坏靡延智ü稹！薄 �
即便在省内迁移者，也是历经磨难。如河南大学于1939年因开封沦陷，迁入伏牛山处的嵩县县城及嵩县潭头镇。1944年5月，日军陷洛阳后，校方疏于防范而没有及时组织转移，等到日军到时才仓皇出走。5月15日，日军逼近潭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在急难择路中，有5人遭遇日军，当场中弹身亡。女生李先知、李先觉姐妹及李先知之夫刘某，逃避不及，共投一井自尽。医学院院长张静吾被俘，其妻被杀害于杨坡岭。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师生二十余人被日军关押，罚作苦工，常遭毒打。王院长不堪受辱，跳崖而受重伤。
3战时对内迁高校损失的统计
1938年8月底，全国有25所高校关闭，继续维持的83所中，37所迁入内地，15所在敌机轰炸中勉力支撑。全国原有大专教师7500多人，职工4300人，学生42000人，因战争而失学者超过2万，占了一半，失业的教职工也达2000人。据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46所高校统计，师生死伤不知下落者10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其中有些图书仪器，可谓为价值连城。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之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中国近代史档案、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之资料，“均为极珍贵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毛磊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教育主管部门对西迁的69所高校财产损失进行调查。1939年据统计，这69所高校由于在西迁途中辗转搬运，图书设备损坏严重，直接财产损失22491867元。1940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中国季刊》上撰文称，截至1939年12月底，全国公立专科以上77所院校总损失达90451000元以上，国立23所院校共损失37013000元，省立16所院校共损失9276000元，私立38所院校共计损失44171000元。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学者韩启桐对高等院校财产损失进行分析研究，将南开大学损失数内的中学部分减去不计；补充了陈立夫报告中没有的12所院校的损失，这12所院校为：东北大学、贵阳医学院、福建学院、湘雅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大同大学及广西大学；根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对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商学院、民国学院、南通学院、广东光华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12校损失进行了修正；扣除校园土地价值部分，初步估计89所院校的损失为74750000元，即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000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000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000元。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55页。对照可以发现，韩启桐的统计并没有将1940年、1941年日军对内地高校轰炸所致损失计算在内。
事实上，有些学校也作了西迁损失的调查和统计。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学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计损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00元，设备损失1479500元，林场损失10200000元，折合美金4448028元。《为查报抗战损失金大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649，卷13。以金陵大学战前每年预算100万中国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