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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翻开我家老影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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婶婶贺怡为他付出的生命代价永远连在了一起。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2)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姨婆为了自己的姐姐,更为了姐夫,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死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    
    近20多年来,倒是没听说再寻访出的“小毛毛”。我却在报纸上发现了这样一件事,那便是斯诺在延安拍摄照片中著名的小红军主人公“山西娃娃”的回忆,当时十四岁的他在内务警卫连工作。文章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问题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亲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有一次他到毛主席室内送文件,看到毛主席正在欣赏照片,就凑了过去,毛主席看到他好奇的神态问道:“小鬼,送你一张怎样”?他如获至宝地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全家福”,照片是毛泽东、贺子珍、毛岸英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转战南北都没有丢失,可惜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弄丢了。    
    这里有一个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外公、外婆从没一起与岸英舅舅合过影(虽然我希望他们合过!),那么这三个人里必有两个是错的(我想外公他是认识的,不会错)。会不会是他把毛岸红记成了毛岸英呢?或者,就是把杨开慧当成了贺子珍?但是无论那种结果,这张照片对我们家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和岸红舅舅一样失落了,一起汇入万千人海,成为无形的历史,从而载入记忆。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惟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希均外婆在一旁做助手,她说: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同时还有一位女红军生产,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傅连璋则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就是我外婆贺子珍第四个孩子的故事。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包括不在她身边的我的妈妈)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三百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的岸英、岸青舅舅大概又想起了那在上海早夭的岸龙舅舅。他们看着这个襁褓之中颇似父亲毛泽东的小生命,是不是已经兴奋地想到了不久会出现新的“毛氏三兄弟”?    
    可幸福的时光总嫌太短,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儿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这个词从他们失去开慧外婆后,已经快八年没说出口了,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而这,是我的廖瓦舅舅以自己小小的生命换来的。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上):人生悲喜

    1947年,外婆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她以很大热情投入工作中,并没有过多考虑与丈夫毛泽东复合这一复杂问题,这几年可称为她后半生的黄金时期。当时她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异乡受到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本不健康的身体,但她还是努力克服着病痛。至少从这张照片上看去,颇有当年女红军的丰采。    
    曾经在中国人看来已相当西化的莫斯科生活过的外婆,已不像延安时那样对交谊舞嗤之以鼻了。恰恰相反,她经常以娴熟舞姿出现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舞会上,赢得一片喝彩。一度苍白的面庞也透出了红晕,因瘦弱而纤细的腰肢穿上剪裁合体的服装,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这样一位单身女士不可能不引起男同志注意,实际上,已经有人委婉地对她表示了好感。也许,外婆将从此走向新的人生之路?    
    心中终于开始有了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外婆,此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儿娇娇。六年来两人相依为命,自己将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对女儿有好处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做母亲的心呀。于是,母女俩有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外婆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只不过,改变她的以前都是强有力者,而这次则是11岁的女儿。那次,外婆故意轻描淡写地问妈妈:娇娇,妈妈给你找个爸爸,好不好呀?妈妈当时不加思考地喊道:不要!这一喊,击碎了外婆实际上很脆弱的梦。她绝望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妈妈茫然不知所措了。    
    多少年后,妈妈在回忆录中追悔莫及。她剖析自己当时的心理:多年以来,娇娇没有父亲,两个哥哥一个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一个病痛折磨,自顾不暇;母亲就是她的一切,虽然她厉害,但是爱自己的。她不想失去母亲,甚至不让任何人分享母亲! 而外婆对于外公,更是一日未曾忘怀,也永远不能忘怀的。    
    姨婆贺怡到来后,建议外婆与妈妈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外公写了一封信。外婆的信内容大概是说: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了。我身体不太好,正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生活艰苦,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外公对自己妹妹和母亲的照顾,将终生铭记在心。    
    母女的信发出后,外公回了电报,是答复妈妈的。从此,妈妈就在姨妈陪伴下去找自己的父亲去了,留下外婆一个人在家里,苦苦等待。此后,外公派警卫排长(就是那张著名的转战陕北照片里,在骑马的外公夫妇之间扛枪的战士)带妈妈去天津见了外婆一次――她当时在天津,这可能是1979年之前,不能进北京的她离丈夫所住的中南海最近的一个地方吧。女儿实在让她想坏了!警卫排长眼中的外婆,和他所见过其他老红军一样热情、朴实,后来接替他职务的,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卫士长李银桥。    
    潜藏在外婆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七年后向她砸了下来。那是1954年在上海时,偶然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在妈妈面前第一次流下眼泪。他托女儿带去一封信,劝外婆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和外公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他还托妻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丈夫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上海湖南路262号,这里是外婆住过近30年的地方。这是一座建于1938年的三层法式别墅,营造者是与外公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但后来分道扬镳,身败名裂的周佛海。建国后,它的主人是上海市长陈毅。他在赴京上任之后,安排老战友贺子珍搬了进来。    
    此前,她一直借住在舅外公贺敏学家中,只有仅供容身的小小一间卧室。妈妈探亲时,发现这不利于外婆的休养。而外婆始终不开口麻烦组织,她觉得现在比起过去的艰苦岁月,已经很好了。在庐山,外公向江西同志问起外婆的生活。得知她在此享受副省级待遇时,满意地点点头说:可以了。    
    1959年,告别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外公登上江西庐山。江西是外婆的家乡,也是他们共同生活、战斗多年的地方。在这里,他与外婆老友曾志谈话后受到启发,决定和已经分别22年的妻子见上一面。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认识外婆的熟人甚多,为防不必要的麻烦,会面是极其秘密的。因此现在看来,每个当事人的回忆都弥足珍贵,    
    现在看来,庐山会面的最大收获,就是外婆当晚敞开心扉,向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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