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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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指，案件具体内容不同，有时也有其他的名称，如文字狱等，但共同点就是他们又都是在禁止朋党的名义下发动的。当然禁止朋党是一回事，不断结成朋党又是一回事。所以到雍正逝世，乾隆即位，朋党依然继续存在。当大臣们因为结成朋党而与“乾纲独揽”的皇权发生矛盾时，乾隆也发动了一次次打击朋党的斗争。
1．取缔以允禄为首的宗室党人活动。允禄（1695—1767），康熙帝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过继为庄亲王博果铎之后嗣，袭封庄亲王，在当时被认为是得到一次厚爱。《清史稿？允禄传》，卷219。他与康熙帝第十七子允礼同被雍正遗命授为辅政大臣，而乾隆三年（1738年）允礼去世后，允禄的地位在宗室王公中更是鹤立鸡群，无人出其右者，引得不少宗室王公奔走其门。然在乾隆心目中，“王乃一庸碌之辈”，并无有所作为，尽管允禄不顾忌地收买人心，但处理政事模棱两可，能力有限，不会对皇权造成太大威胁，因此乾隆一直取包容态度。
经过一段时期，允禄和理亲王弘晳（废太子允礽之子）、火器营都统弘升（恒亲王允祺之子）、弘昌、弘皎（怡亲王允祥之子）等人结成一个小集团之后，乾隆就不能不提高警惕并注意防范了。因为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弘升在雍正朝获罪圈禁，后被放出在家思过，乾隆继位后加恩任命他为火器营统领，仍不知感恩悔过，“但思暗中结党，巧为钻营”。“弘昌秉性愚蠢”，自小不服管教，到处惹是生非，其父允祥不得不奏请将他圈禁在家以避祸。允祥死后解除圈禁，乾隆封他为贝勒。“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这些“不守本分”之流聚集在允禄周围，“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对乾隆的皇权构成威胁。《清高宗实录》，卷103，1~3页。四年九月，乾隆首先以弘升“挑动事端，使我宗室不睦”的罪名将其逮捕，交宗人府审问，再经进一步调查，于一个月后，又以“结党营私罪”革去允禄的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务。弘晳、弘昌、弘普分别被革去亲王、贝勒、贝子封号。后来福宁告发弘晳听信安泰邪术，捏称祖师显灵事，继续追查，安泰又供出“弘晳曾问过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等语”。表明弘晳不仅结党营私，还企图复辟，属大逆罪。乾隆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遂将弘晳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允禄因此再次被痛斥。《清高宗实录》，卷106，12~15页。允禄经此打击，再也不敢过问政治，后来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数学、乐律上，成了古音乐专家。其他宗室王公也多以书画诗赋自娱。
2．警告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党人停止活动。鄂尔泰（1680—1745），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康熙时中举授内务府郎中，雍正为雍亲王时与鄂尔泰交结被拒，因而雍正认为他为人刚正不阿，才可大用。雍正四年（1726年），他就由一个小小的郎中升擢至云贵总督，地位令人瞩目。他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为统一事权，特受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他在西南设置州县，稽查田粮，平定土官叛乱，功勋卓著，十年内调回京，任首辅大学士。鄂尔泰一人得道，家族势力也大为膨胀，如弟弟鄂尔奇雍正时已担任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子侄多半为总督巡抚：鄂容安官至两江总督，鄂实参赞大臣，鄂弼四川总督，鄂宁云贵总督，鄂昌甘肃巡抚，鄂乐舜山东巡抚，真是满门显宦。鄂尔泰主要以地方满人督抚和京中部分汉官为主，组成政治小集团。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2）
张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进士，末年已担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四年升任大学士，被视为股肱之臣。因对西北用兵，雍正七年设立军机房，后改为军机处，其制度多由张廷玉规划完备。他还负责纂修《清圣祖实录》，对雍正帝参与争夺皇位事实巧加掩饰。张廷玉的子弟也多为达官要职，“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清史稿？刘统勋传》，卷302。。张廷玉的势力主要在内阁六部，他的党羽主要是科举出身的汉九卿和汉人督抚。
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植党营私的问题早就察觉，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加以惩治。古州发生苗乱，办理苗疆事务大臣张照密参因鄂尔泰办理不善所致，乾隆批示：“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不置可否，实际上就是赞成。不久，又指示其他大臣对于鄂尔泰、张廷玉“亦不可以其所言，尽以为是”，表明他对这二位辅政大臣，并非认为绝对可以信赖。《清高宗实录》，卷3，5页。但当年乾隆毕竟羽毛未丰，鄂尔泰、张廷玉是满、汉大臣的领袖人物，乾隆初政要稳定大局，还少不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乾隆为皇子时，鄂尔泰和张廷玉是上书房总师傅，有训诲之劳，情面不能马上撕破，所以乾隆还在许多场合对二老臣优礼有加，以示用人不疑。
到乾隆五年时，经过一番内修外治，国家安宁，乾隆帝的政治威望已经大大提高，根基牢固，完全可以着手解决鄂、张朋党问题了。恰巧这年四月，河南巡抚雅尔图要求将田文镜从本省贤良祠撤出，雅尔图所以有此请求，是因乾隆曾命令直隶总督李卫死后入贤良祠，“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乾隆以此为突破口，公开揭露鄂尔泰、张廷玉遍植私党，干预朝政。他说：“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有党援庇护之念”，向鄂尔泰和张廷玉发出了严正警告，从今往后，要公忠体国，不得包庇私党。同时也向那些依附鄂尔泰、张廷玉的满汉大臣们敲起警钟，“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最后乾隆告诫鄂尔泰和张廷玉应当悬崖勒马，“更当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清高宗实录》，卷114，5~10页。。
3．穷治鄂尔泰党羽。在乾隆打击朋党中，鄂尔泰及其党羽首先受到惩治。乾隆七年十二月，左副都御史仲永檀遵旨赴江南会同巡抚周学健办理赈务，仲永檀临行前，“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此事被揭发出来，乾隆命严加审讯，结果证明仲永檀“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被逮捕法问。参与审讯的王大臣只按“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乾隆要追查他的结党营私，于是重新刑讯，并要求将鄂尔泰一同革职拿问。乾隆因为鄂尔泰“为受遗大臣”，不好深究，给鄂尔泰降级处分。仲永檀死于狱中，鄂容安革职，含有从宽处理之意。《清史稿？仲永檀传》，卷306。十年，鄂尔泰病逝，其党不散，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二十年（1755年），又有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集》案牵连鄂尔泰。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系鄂尔泰得意门生，自称“西林第一门”（因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乾隆举其诗集中“又降一世”，“亦天之子”，“与一世争在丑夷”等数十事，以悖逆罪，将其处死。在审理胡中藻案中，发现鄂尔泰侄、甘肃巡抚鄂昌与之唱和，鄂昌被逮捕解京，抄其家时发现鄂昌著《塞上吟》，语多怨望。还发现鄂昌书信中，有大学士史贻直为其子史奕簪请托等事，证明鄂尔泰虽死，党羽未散。鄂昌从宽赐自尽，史贻直革职。乾隆说，“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为发泄对鄂尔泰的不满，命将其撤出贤良祠。《清史稿？鄂昌传》，卷338。
4．罪责张廷玉及其支持者。张廷玉为人小心谨慎，不像鄂尔泰那样锋芒毕露，授人以柄，所以乾隆评说：“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乾隆五年，张廷玉受到明确警告后，六年，又有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提出桐城张、姚二姓，张家有张廷璐等十九人登仕版，姚家有姚孔等十人为官吏，而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建议乾隆限制张廷玉家族势力的发展。“今三年内，非特旨擢进，概停升转。”《清史稿？刘统勋传》，卷306。乾隆很赞同刘统勋的意见，所以将他的奏折宣读给大臣们，还要求张廷玉本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诚恳接受，因为“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张廷玉宦海沉浮几十年，当然不想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从此更少抛头露面。
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廷玉年老致仕，终于和皇帝爆发了正面冲突。张廷玉“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本来就很失礼，但乾隆仍然表示同意。次日，张廷玉仅派其子张若澄入朝谢恩，乾隆因此当着军机大臣傅恒和汪由敦的面大发脾气，“传旨诘责”。但此旨未发，张廷玉已入朝谢恩。汪由敦出张廷玉门下，先通消息给张廷玉，乾隆责“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解汪由敦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职，仍在尚书任上赎罪。《清史稿？汪由敦传》，卷302。乾隆就配享太庙一事大肆羞辱张廷玉，“试思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猷，而与之比肩乎？鄂尔泰尚有经度苗疆成就，而张廷玉所长，不过谨慎自将，传写谕旨，朕诗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耳”。命令削去张廷玉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虽仍准配享太庙，但又一再说“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清高宗实录》，卷355，3~5页。。
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去世。张廷玉曾为这位亲王师傅，刚过初祭，就请求回家，毫无悲痛之情，乾隆因此事又斥责张廷玉，说：“自朕御极以来，伊则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勷。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把张廷玉说成是一尊供摆设的古董，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乾隆还叫张廷玉自己陈奏有无配享太庙之资格，张廷玉回奏说，“臣以庸陋之材，窃禄多年，毫无建白，臣不自度量妄思配享，蒙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即无开疆汗马之功，复无经国赞襄之益，年衰识瞀，愆咎自滋，伏乞罢臣配享，并治臣罪”。乾隆立即表示再议。《清高宗实录》，卷363，3~7页。
同年七月，又生出朱荃落水案牵连张廷玉。朱荃当过四川学政，任职期间，其母去世，匿丧不报，又“历考嘉定等三郡一州，贿卖生童九名，典史李秀荣及宜宾县高知县、范教官等过付，朱荃得银两及肉桂三斤；又出京时道出山西，蒲州府知府李为栋系四川巴县人，馈送朱荃银两貂套等物，按试时将李姓童生二人并取入学”《清高宗实录》，卷368，15页。。朱荃考试完毕，收足贿赂之后，在归家途中落水身亡，御史储麟祉揭发此事后，经审讯朱荃亲属供认其“勒索新进诸生规礼及补禀、出贡等银约有四五千两”《清高宗实录》，卷369，11页。。�
